六、制定新律。
要实现天下大治，离不了完备的法律制度。鉴于北周律令的条文烦琐而不得要领，隋文帝下令让高颎、郑译以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人重新加以修订。
裴政是一个难得的法律专家，熟悉前代典故，通晓执政之道。他汇集魏晋旧律，兼容并包，取长补短，从而编订出符合当下国情的新律。当时参与修订的有十余人，凡有疑难的地方，最终都要请教裴政，由他作最后的裁定。裴政的作用类似于现在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起草委员会主任。
新法废除了枭刑（斩首后挂于木杆上示众）、车裂等残酷的刑罚。除了谋叛外，一般不收捕家族连坐治罪。新律规定的死刑分绞刑和斩刑两种；流刑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共三等，徒刑有自一年至三年共五等，仗刑有自六十下至一百下共五等，笞刑有自十下至五十下共五等。又制定了八议、申请减罪、官品减罪、纳铜赎罪、官职抵罪的条款，以优待士大夫。
新律也革除了残酷刑讯逼供。规定拷打不能超过二百下；就连刑具、枷杖的大小，也都做了详细地规定。新律表示的意思很明显：用刑是必须的，但不能太残酷。同时，还规定平民百姓如果有枉屈而县里不受理的，允许依次向郡、州提出申诉；如果郡、州仍不受理的，也可以直接向朝廷提出申诉。
后来隋文帝审阅刑部奏章，发现每年断狱结案仍有数万起，于是认为现行法令还是订得过于严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犯法获罪。因此，又敕令纳言苏威、礼部尚书牛弘等人重新修订新律令，删除了旧律令中的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余条，只确定保留各种治罪条款五百条，总共十二卷。从此以后，隋朝法律简明切要，疏而不漏。同时，隋朝仍旧设置律学博士及其生徒弟子，专门培养法律方面的人才。
新法制定工作完成后，就于当年十月十二日，正式颁布执行。
法律制定好了，如何做到严格执法，却是一件比制定法律更难的事情。
隋文帝曾经恼怒一位郎官，就下令在殿前笞打他。谏议大夫刘行本上奏说：“此人平时为官清廉，现在所犯过错又小，希望能够宽免他。”
文帝置之不理。
刘行本于是站在文帝面前说：“陛下不以我不肖，把我安置在您的身边任职，我说的如果对，陛下怎能不听从；我说的如果不对，陛下可将我送到大理寺治罪。”
说着就把朝会用的笏板扔在地上，想要退朝以示抗议。
隋文帝一想，对啊，人家是按制度办事，自己如此恣意行事无异于践踏律法。于是就郑重向刘行本道歉，并赦免了犯错的郎官。
法律的监督执行，就需要有这些认法不认人的官员。当然在封建社会，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还能制定出一套健全而完备的监督机制。
我之所以把这部分也写得如此详细，也是为了体现对法律问题的重视。在我们这个国度，法制建设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我们出现过许多的法律专家，也出现过李斯、韩非这样高扬依法治国大旗的政治家。但我们几千年来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不是在制度层面的建立与健全上，而是在法律实施阶段的贯彻落实上。从古至今，我们一直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尽管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法治主张，但同罪并不意味着同罚，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刑不上大夫”的司法事实。时至今日，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依然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比如司法的独立性没有得到很好地尊重，一些大案、要案，必需要领导人亲自批示才能查办，这是很不正常的。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还依然受到来自权力的破坏和干扰。而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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