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
纵观虞世基的人生轨迹,我们发现,他的前半生还算是个爽直正义之士,后来由于忽视了理论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政治观念淡薄,在大是大非面前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经受不起领导的批评和挫折的考验,被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所俘虏,只讲金钱不讲信仰,只讲个人不讲国家,只讲享受不讲奉献,甚至完全背弃了当初的理想信念,从而在后半生走上了一条与先前完全不同的道路,最终堕落成为媚上的奸宄,祸国的佞臣。
对这样的人,我们往往是不能原谅的。
这里我想到了宋代的秦桧。
这个被后人骂得狗血喷头的奸臣,其实早年也是个忠义之人。公元1126年,金兵进攻汴梁,秦桧坚决主张抵抗,反对割地求和。在金人的威逼下,宋朝百官曾议废弃赵氏拥立他人以期自保,但秦桧却投了反对票。他被金人虏去后也没有确凿的变节之举。他忍辱负重为徽宗写乞和书,让我们想到了后来老签投降条约的李鸿章,其实他是替皇上背负投降的骂名。这虽然于己不利,但却是尽臣子的是职责。1130年完颜昌攻楚州时秦桧趁机逃回宋朝,因为和赵构有一段共患难的经历而受到重用。
秦桧的历史写到这里应该没有什么败笔,但人生的变数实在难料。有些人因为长寿成就了伟业,有些人却因为多活了几年而造下罪孽。秦桧恰恰属于后者。步其后尘的还有汪精卫,汪起先也是革命志士,因行刺清廷的亲王而被捕,身陷囹圄而浩气不灭,曾令无数的国人为之击节。抗战初期更是信誓旦旦,号召“全民抗战”“焦土抗战”,但后来却一路狂奔投到日本人的怀抱里去了。中国人喜欢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如果你原先走错了,后来又改邪归正了,那么在盖棺论定的时候,基本上是肯定的;但反过来,如果你先前乐善好施修桥补路爱老怜贫,后来又鬼使神差吃喝嫖赌来,大家便死活不肯原谅你。秦桧就属于后者,在他当政期间,一手制造了岳飞的冤狱,尽管他才学超人,并不遗余力地为朝廷奔走,为国家争取和平的空间,但仍然背上了千古骂名。长期以来,秦桧被视为出卖汉民族利益的最大的奸贼,卖国求荣的无耻之徒。他的后半生的路走歪了,堕落了。我们记住了,至于说他前面做过什么贡献,对不起,我们没兴趣了。
我们再回到虞世基身上。
这时候,有人看不惯了,谁?治书侍御史韦云起。
他参劾道:“虞世基和御史大夫裴蕴职掌机密枢要,掌管国家内外大事,现在四方告急,却不上报,盗贼的数量实际上已经很多了,他们将奏表修改删减,蓄意瞒报漏报,陛下既然听说贼少,发兵也就不多,因此双方力量众寡悬殊,去征讨往往不能取胜,因此使官军失利,而贼党却日益增多。请将他们二人交付有关部门追究处理他们的罪过。”
前面我们说了,虞世基是皇上的宠臣,又是弄权的高手。在朝廷上可谓是呼风唤雨一手遮天,自有一帮人围着他转,岂是一个韦云起能够参倒的。
很快,韦云起就受到大理卿郑善果的攻击:“韦云起诋毁诬蔑国家重臣,他所说的都不是实话,他诽谤诋毁朝政,妄自作威专权。”
虞世基是领导信任的人,说虞世基的坏话其实就是跟领导过不去。于是杨广就将韦云起降为大理司直。
看来说实话的总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古今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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