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忙，等你妈出来”。
这时妈和大姐、二姐，还有大弟都跑出来了。
父亲有点着急地小声向妈说：
“快帮我把黄包车钱付了，二角钱”。
这时我才发现街边停了一辆黄包车，车夫很不耐烦地坐在车上等，母亲马上从身上掏出钱，数了数，递了过去，车夫接过钱，不知口中咕哝了一句什么话，拉着车走了。
母亲回来向大姐喊道：
“朝琼，你帮爸拿行里，回去了”
妈走在前面，大姐提着行里紧跟着，父亲抱着大弟，我和二姐一边一个拉着父亲的衣裤，簇拥着往院子里走。
前后院的邻居们都站在门边或窗口上看。
“魏先生回来了！”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
“回来了！”母亲微笑礼貌地回应，时儿还停下来跟别人说两句。
面对这些陌生的面孔，父亲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加快步子，低声地摧我们：
“快走！”
像逃似的，爸和我们到了家，把母亲留在院里。
大姐把行里放到床上说：
“爸，你坐，我给你盛碗水喝”。
我看了看行里，是一床用草绳缠着，上面补了很多补丁的破棉被，没一点吃的东西，心便晾晾的，再看父亲，他瘦多了，高大的身子穿了一件齐腰的短棉衣，肩头上有一块小洞，露出白棉花，没有穿内衣，也用一条草绳把棉衣紧紧地缠在腰上，下身穿了一条单裤子，只打齐小腿，露出光光的下半节脚杆，裤子本色可能是蓝色，但已经洗成灰白色了，膝盖下还有两块用黑布补的疤，赤着足，穿了一双草鞋。
父亲脸膛泛黑，看起来还健康。
母亲回来后，向父亲看了看，没说话，从衣箱里拿出了一双自做的新鞋说：
“拿去换了吧。”并向我们喊道：
“快去给你爸打盆洗脚水来”。
我家没有热水和开水，喝的和洗脸洗脚的水，都是我和二姐从扬柳河里抬回来的河水。
晚上，母亲破例地煮了一大锅新鲜饭，用菜油炒了一盘泡菜，让我们吃了两碗。
睡觉时，母亲调整了铺位，要我和大弟睡小床，二姐和大姐睡三哥、四哥放假回来睡的床。
原来我、大弟和母亲都睡在一张大床上，现让给了父亲。
睡下后，我睡不着，可能晚饭吃多了。
平时，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吃新鲜饭，每人两碗，人大的盛多点，人小的盛少点，泡菜下饭；中午喝点清水，晚上吃早上留下的饭锅巴，用水煮了，半浠状，称为锅巴饭，一人一小碗，无菜，但吃起很香。
今天晚吃了两碗饭，翻来覆去，脑子里始终浮现出，在祖山时，和父亲乘船去看朋友的场面，父亲昂头挺胸，胖胖的……。
现在，怎么啦？我搞不懂，总睡不觉，直到鸡叫。
父亲刑满释放回家后，仍在地方居委会监管下从事体力和手工劳动，推鸡公车帮别人运货，花竹条，编竹筐。
清晨和街道其他管制分子轮流去打扫公厕。
每星期去居民委员会汇报思想改造情况，接受居民小组的审查评议，决定是否可以摘去管制分子帽子。
在当时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参加评议的居民积极分子，有谁敢向被政府定了性的“反革命”、“坏分子”说句公道话，大家往往都以落井下石的义举，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和积极性。
父亲不管是多么诚心诚意地加强自我改造，但直到1961年病逝，都没有选举权，也就是说直到死，他都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有天，是星期六晚上，刚吃过晚饭，居委会治安主任仰婆婆来家，通知父亲去居委会开会，汇报情况。
居委会开会，我没有看过，想去看，母亲不准，说：
“有什么看头！”
但最后我和二姐还是悄悄跑了出去，躲在居委会门后，偷偷往里看：
只见父亲和一些管制分子，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成一排，下面坐着十多个治安积极分子，除一、二个老头外，全是妇女。
一个中年妇指着一个管制分子骂道：
“你不老实！前天早上我亲眼看见你把一块掉在街上的木块拾回家，还说没拾过。”
很多人附和着呼叫：
“说，拾过没有？”
被问的管制分子，头上冒着汗，低声说：
“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