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大门，许士军老师、王志刚老师、司徒达贤教授以及许多企管名师，他们的课程、演讲也是我工作之外的一种学习过程。
（创业陷阱：许多创业者从来不读书，因为忙在工作中都已经来不及，这是绝对的错误。书是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资产，会从书中找答案的创业者，会少走很多冤枉路。）
记者生涯中，另一个重要的收获则是看尽人间的冷暖，在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台湾都发生了企业倒闭风潮，我看到许多大老板在一夕之间崩塌，我看他们如何应对，也看世界如何对待失败者。
“经济罪犯”是当时的流行语汇，经营不善一走了之，留下债务逃至国外，这是最不堪、最无耻的做法，当然也有人愿意负责，努力面对债务，但大多数也无法东山再起，徒留遗憾。
我学到经营事业不能有丝毫懈怠，一犯错可能从此冤沉海底。
一直到我离开报社，我虽然领别人的薪水，但都在看这些老板怎么做，当时虽没有明确的创业决心，不过心中澎湃的思潮从未停止。
深陷地狱门……创办台湾《商业周刊》
如果这个世界有舒适圈，那我在《中国时报》当记者的最后3年一定是舒适圈，那时我是财经新闻的主管，带领7个人的团队，以当时《中国时报》的声势，我是全台湾企业都需要公关的对象，所有人对你表面的奉承逢迎，很容易让人迷失在五光十色的糜烂生活中。
每天中午、晚上都有应酬，知名企业期待你多了解它们，多写些好的，吃饭变成理所当然。到了下午我会找个地方洗“三温暖”，傍晚才到台湾“经济部”看一看，那是我唯一的采访单位，晚上回报社、看稿、发稿，下班后又是吃消夜，深夜才回家。
（创业陷阱：舒适圈对个人成长是个大麻烦，安逸的日子过久了，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如果你现在不到40岁，更应该知道舒适圈是你最大的敌人，而创业最大的障碍也是要突破舒适的限制。）
这真是消磨志气的舒服日子，所幸在34岁时我做了明智的抉择，离开舒适圈，走向创业之路。
我没有一离开报社就创业，我选择一本财经杂志担任总编辑，但很快迎来了媒体开放的大时代，我也投身众声喧哗的洪流中。
离开《中国时报》的第二年……1987年，这是台湾过去数十年历史中最关键性的一年，也是蒋经国逝世的前一年，在蒋经国临终前，他为台湾定下了自由、*、开放的制度，一连串的剧变在这一年发生。
准备与陷落（5）
远离舒适圈，走向创业之路
1987年发生了几件大事。5月，台湾宣布外汇管制开放，6月正式宣告每一个人一年可以汇出500万美元，努力赚钱，累积巨富，但出不了台湾的金钱，从此可以在全世界流动，台湾变成经济自由的地方。
同年3月，几个《中国时报》的老朋友，在“党禁”、“报禁”开放的鼓舞下，创办了《新新闻周刊》，并喊出“自由报业第一声”，我深受鼓舞，大丈夫当如是，只是政治非我所长，所以并没有加入。
（创业陷阱：顺着趋势潮流做事，事半功倍，问题是一个人如何观察趋势的变动。1987年台湾发生了三大剧变，可是很少有台湾人记得，说明大多数人对环境变动的无知，这也是创业者第一个要克服的盲点：对环境冷淡，不知自己面临的机会与危机。）
可是当五六月宣布外汇管制开放时，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因为全台湾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动，而财经商业的剧变也将从资金的自由流动开始，用月刊诠释台湾的变动已经不够，一本商业性的周刊时代来了。
6月底我就辞职，下决心创办台湾《商业周刊》。资金是我自己及共同创办人金惟纯、孔诚志、詹宏志及几位企业界的老朋友一起筹措，新台币1200万元很快就到位，但筹备工作很费时。
本来说好4位共同创办人全力下来工作，但真正开始工作时，孔诚志继续开他的公关公司，随后又去了《联合报》；而詹宏志则继续在远流出版工作，只剩下我和金惟纯两位。我们决定让詹宏志负言责，担任发行人；让孔诚志负财务风险，担任董事长；而我则担任总编辑，负责最费时费力的内容生产。
（创业陷阱：创业伙伴的选择极重要，选伙伴首重信用、可靠，不会让你所托非人；其次要注意与你的互补性，最好是他的专业为你所缺；第三，他要是真正有能力的好手，不要因为他是你熟识的人就呼朋引伴，熟识的人有时像亲人一样，让你无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