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赶紧逃出了山洞，平平安安回到村里。三天后，老猴子精想睁眼了，它哪里还睁得开？树胶早干透了，跟布呀毛呀粘在一起，粘得紧紧的！老猴子精用手撕，怎么也撕不开，它的眼睛彻底没治了。从此，小姑娘和她妈妈在一起高高兴兴生活了很久很久。”
我喜欢听这个故事。每次听起来，二姨的声音总让我感到危险降临，吓得大气不敢出。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小姑娘，被老猴子精一阵狂风活活攫了去。但我知道我没事儿，二姨在身边呢！她用两只手臂把我搂住，我相信二姨爱我一如小姑娘的妈妈爱自己的女儿，二姨也是智勇双全的人物，比小姑娘的妈妈毫不逊色。将来不论遇到什么神通广大的妖魔鬼怪，二姨也能把我给救出来。
儿时岁月留痕的另一景是伯尔尼郊外的人行道。春雨绵绵时节，路面上蚯蚓爬出爬进，我不敢伸脚往下踩。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就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我真喜欢这种感觉！父亲当年三十才出头，高高瘦瘦，衣着考究，我很为他自豪。他大步流星，轻快地走在人行道上，三下两下便超过其他行人，还不时地将我左右晃动，我挺怕，死命搂住他的脖子。
我怕的东西，除了蚯蚓，还有很多。大人们在家冲厕所都得事先发出警报免我受惊，二姨更是得看清楚我不在厨房才敢将菜下到热油中炒。小公园里的滑梯我是无论如何不敢上到顶的，对秋千也退避三舍；翘翘板还能尝试，但也只能很慢很慢地升起，且决不能让我的脚离地太远。唯一令我感到安全的地方要算房前草坪上的沙坑了，我每天做的沙糕比对面马路法国面包房出炉的还要多。
雪霁的冬日，母亲有时会带我去屋后一个小斜坡玩雪撬。我穿一件小巧的白色毛皮短袄，母亲则穿墨绿色的羊绒长大衣，新下的雪松松软软，地上留下母亲和我一大一小两行脚印。我们经过一棵树，红透了的苹果还挂在枝头，树叶却落光了。玲珑的小鸟啄着这些果实在玩儿，母亲向鸟儿打一唿哨，鸟儿竞也喳喳作答。我们这就走到了斜坡，雪橇开始滑动，凉风扑面，我紧闭双唇，敛住呼吸。害怕的眼泪不由自主淌了一脸。
二姨说我4岁那年我们真的有过一次大难临头。“5月的一天，”二姨说，“你爸你妈带了我们去山上的湖里划船，那天天气真没得说，有太阳，又暖和，你爸打起了瞌睡，小船就自个儿飘呀飘的。突然你爸看到一块警告牌，写着下游是瀑布。他这下醒了，猛地坐起使劲往回划。但这时已经很难了，湖面已经变窄，像条大河，水流得很急。你妈也起来帮着划。太阳慢慢下了山，周围看不到一条船，我们都怕极了。
“我紧紧抱着你，心想要是我们真掉下那瀑布，我就跟你死一块儿了。那一刻，我真后悔离开家乡北京跑到这么远的外国来，要是咱们死在这儿，可成了回不了家乡的孤魂野鬼了！
“那会儿，你妈也沉不住气了，她不停地骂你爸，你爸后来也不耐烦，两人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但他们嘴上吵架，手上还是同心协力拼命加劲把船往回划。”
“后来怎么样了？我们掉下去了吗？”我问。
“当然没有，你这傻丫头！一艘汽艇来把我们的船拖了回去。”
“二姨！我那个时候很害怕么？”
“你倒没有，”二姨说，“你那时呼呼大睡呢，我没把你弄醒。”
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到了真正危急的关头，我是唯一一个不感到害怕的。我倒乐意听到这个结果。后来我父母带我去的地方渐渐多起来：公园，餐馆，戏院等等。这些地方我都爱去，倒不见得是我长大了，有了品味，而是我感到外出时别人喜欢我。多年后我们谈起往事，母亲也认为当时的我人见人爱。
“大家喜欢你是因为你那时候特别乖，”她说起来不由得生了气，“想不到回国以后你简直变了一个人，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了。究竟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无言以对。到了7岁，我的脾气的确开始变坏。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再做乖孩子了。
我是5岁那年随父母回国的。我们一家包了火车的一个软卧包厢，爸爸。妈妈、二姨和我各睡一个卧铺，我的弟弟小炼还不满一岁，睡在二姨铺下的摇篮里。白天，我整天贴着车窗看风景，欧洲繁华的大城市一个个离我而去，冲上前来迎接我的是西伯利亚和满洲里一望无际的荒原。荒原上有黄色的花，蓝色的湖，六月飘雪，莽莽林草延至天的尽头。旅途用了整整半个月，火车最后在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嘎然停下。
我们回到了王府井的奶奶家住下。爷爷早一年已死于肺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