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云密布的气氛使叔叔忐忑不安，他恍恍惚惚，脑子里尽是出现抗战期间人川路上耳闻目睹的那些恐怖场景：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烈火腾空，卷噬着一户户人家，来不及走避的被活活烧死；侥幸逃离火海的，也不免在突如其来的枪雨中丧命。伤者被掳去钱物，死者被剥去衣裳。女人被强暴，孩子被遗弃道旁……
万一打起仗来，远在北京的老母妻儿可怎么办？叔叔不敢再往下想，数夜辗转难眠。噬心的忧虑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提笔给婶婶写了一封信，商量战争爆发后的对策。
婶婶永远不会读到这封信，它被劳改队的政工干部扣下拆看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的私人通信权受到法律保护，这些政工干部似乎从来没听说过有这回事，或者，在他们看来叔叔已不是公民，因为他是个右派。这封信成了叔叔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证据。他们于是得出结论：叔叔是个暗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叔叔听到他的罪状，啼笑皆非。他想为自己辩白说他最怕的就是打仗，避之唯恐不速，岂有希望国民党反攻之理。现在他戴了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又有谁会信他说的话呢？
“他准是在说假话！他当然希望国民党打回来啦！他在睡梦中都惦记着失去的天堂。醒着的时候，他更是阴谋犯罪：给大饭堂下毒，在人挤人的百货商店放炸弹，纵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