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似乎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一样东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简直太妙了！我向往美好的共产主义，因为我非常渴望得到糖啦、冰棍儿啦，还有很多很多的小人儿书！
小人儿书不贵，一两毛钱就能买到，但父亲每星期只给我一本。星期六是大家伙儿都高兴的日子，吃过晚饭，我便尾随父亲到他房间，眼巴巴看他打开书橱门。橱里放着一大摞簇新的小人儿书，这些书绘图精美，内容有趣，每一本父亲都亲自挑选过，每一本都让我爱不释手。看了这些小人儿书，我开始认识孙悟空和猪八戒，诸葛亮和刘关张，108位梁山好汉，还有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等等。我真想一股脑儿把父亲书橱里的小人儿书和好些我在书店里看到的小人儿书通通据为己有。为这个原因我也要举双手赞成实现共产主义。
大人自然也有他们的奔头，要不然他们为什么废寝忘食，于得这么玩命？当时有个词儿叫“连轴转”，更有一句口号，叫“一天等于二十年”。
这就是大跃进，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如潮水般涌来。人人兴奋万分，晕头转向。先是大炼钢铁，全国各地，上上下下，每个单位都建起了小高炉，土法上马。我们小学生则四处搜集废铜烂铁，在大院里挖地三尺，这里刨出几枚锈迹斑斑的钉子，那里捡到一只穿了底的破脸盆。有同学怕自己的小组落后，便偷了家中的铁锅铁壶来充数。我没干这事，因为我知道二姨准不乐意。饶是这么折腾，大院的高炉也没炼出什么像样的铁来。
另一个叫做“除四害”的运动倒还见点成效。连续三天学校不上课，我们坐在教室楼的房顶上，敲锣打鼓，把铁盆和铝锅拍得山响，同时挥舞小旗，可着嗓子叫嚷——这是一个统一的行动，全北京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干，为的是轰麻雀。三天下来，麻雀们精疲力竭通通上西天。无数的其它鸟类也受到池鱼之殃。当然啦，革命就得有牺牲嘛，比起共产主义天堂来，牺牲几只鸟儿又算得了什么？
后来，连二姨也卷入运动了。1958年整整一夏天她没睡过午觉。天天夹着一把苍蝇拍，提着一只小板凳，捧着一个火柴盒，到机关花房假山后边的一个地点去打苍蝇。这个地方以前孩子们大概常在这儿撒尿，有点儿臭烘烘的，不时引来些苍蝇出没，把二姨也引来了。日复一日，她在这儿耐心等待苍蝇。每打到一只，二姨便把它小心地放进火柴盒里。她这么做可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我，我们学校正进行消灭苍蝇的竞赛，各人以火柴盒里的死苍蝇数目见输赢。不消说，我在比赛中常常名列前茅。
二姨总是尽心帮助我。到了1958年，她突然发现自己闲得要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每个单位都匆匆忙忙建起了大食堂、洗衣房、幼儿园。我父母坚持让全家去吃大食堂，以便习惯过集体生活。而我们全家的衣服则要拿到新开的合作洗衣房去洗，那里的洗衣工人毫无经验，二姨常常抱怨他们把我们的毛衣绸裙洗得一团糟。我父母费了不少口舌对她解释说这是新生事物，开始虽出现些小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支持，不要泼冷水。
后来我父母又决定把我的弟弟小炼送去上幼儿园，让他从两岁时就开始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他去的幼儿园只收机关的孩子，人人都说这个幼儿园很棒，一切全学苏联，有一个占地不小的游戏场，外加一个颇具规模的儿童嬉水池，池中有蘑菇状的喷泉。还有抽水马桶、浴缸和许多价格不菲的新玩具。
除了设施齐备，幼儿园的老师也年轻，又有知识，每位老师都受过正规训练，不像街道里弄托儿所的老大娘，孩子们做什么都放任自流。小炼的老师们特别强调纪律，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厕所都有固定的时间，一切安排都合乎科学依据。
可惜小炼在这样科学的幼儿园里却度日如年。星期一早晨，他必在家磨磨蹭蹭，赖着不走，熬不过就哭，像只可怜的小羊羔就要走进大灰狼的血盆大嘴一样。父母和二姨必得横哄竖哄，又是糖果又是新玩具，这才勉强上路。
到了星期六，二姨和我去接他。我们总能看见他抓住铁栏杆，眼巴巴望着大路，一旦瞄到二姨的身影，便挥舞小手，兴奋地又跳又叫。一离开老师的身影，炼就开始求二姨：“下星期让我呆家吧，我乖，我帮你干小事儿。”二姨作不了主，只得一次次说不行。
小炼3岁生日那天，二姨早早就起了。她煮了好多鸡蛋，把它们染红。按北京的风俗，红蛋会给“小寿星”带来健康和好运。二姨做的红蛋真漂亮，我恨不得把它们都拿来吃了，但二姨只给我两只，剩下的放在小篮子里，提着上了幼儿园。没过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