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国际关系学院教书。开始想让他当教务长，他亦坚辞了，因为他只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员。最后他真的遂了心愿，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
而母亲呢，中国的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到了新社会居然还那么管用，她很快也调到国际关系学院教起了英语。随后，我们搬出了机关大院，这使我伤心了好一阵：我很怀念那儿舒适的房子和我的朋友，没了通行证，星期六晚上就再不能去大礼堂看戏看电影了。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和父母之间有些事是不谈的，这便是一例。
按规定我仍算是干部子弟，父亲1949年以前的经济来源决定了我的出身。但自从父母做了教师，我每逢说起自己是干部子弟时便多少有点儿中气不足。当然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些，我也懒得跟同学说父母换了工作。然而，我在学校里却越来越感到孤独。我的周围多的是血统纯正、意气风发的高干子弟，在他们中间，我难免有一种“鱼目混珠”的自卑。我暗暗地怨父母，怨自己，更不想呆在一零一中了。
我的一些同学对此有所觉察。他们开玩笑说我成了老师的先行官，每天早上我总是在第二遍铃声响前一二分钟进教室，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