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至12月间，也就是文革最初的7个月，我所经历的一切使我终身难忘。奇怪的是在当时，我几乎第二天就忘了头一天是怎么过的，身边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形势变化太快，我太激动，大欢欣鼓舞，太忙，太累，太糊涂，太不知所措……但这些当时忘却的情景并非一去不复返，有些事后来偷偷地潜回我的记忆中，使我蒙受莫大的痛楚和羞辱。我敢说这7个月是我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却又是最令人怀恋的日子。此前我从没对自己有过这么良好的感觉，此后也再不会有了。
“文革”一开始就使我激动，令我神往，是因为我突然感到思想解放了，说话自由了。过去一零一中的老师兢兢业业地教育我们，出数学、几何、化学、物理中最难的题来给我们做，然而我们的智力提高了以后又如何？比如说我们从来就不可以质疑老师得出的结论，如果有人胆敢这么做，即使他说得完全有理，也会被扣上骄傲自大、不尊敬老师的帽子而受到批评。与领导意见相左那就更不得了了，各级领导都是代表党的，反对他们就意味着反党，这个罪名足以把人送去劳改，关进监狱，甚至判处死刑。
如此，老师们制造着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想把我们培养成聪明的、理性的、有头脑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迫我们做老师的小绵羊。他们这么做，实际是栽了一棵病树，不久就会尝到结出的苦果了。
“文革”在1966年5月爆发，我感到自己活像传说里的孙悟空，被一座大山压了整整500年，现在终于自由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了我们，允许我们造反。作为一个学生，我第一个要反的便是我们的班主任林老师，她除了教书还管我们班上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天天叫我们要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
班上其他同学可能还会以为我是林老师的红人儿。她教我们语文，时不时会在班上念我的作文，这倒不假。（当然，只有她和我知道即使是这些范文，她打的分也不会高过85，由此可见班上其他同学的分数会有多么令人沮丧。）她还选我作语文课代表，说明她对我这方面的信任。虽如此，我仍不喜欢林老师，她曾当众羞辱我，让我耿耿于怀。
我认为林老师就是毛主席所说那种与学生为敌的人。1965年我们去北京石景山首都钢铁公司劳动，有大晚上，突然有地震预报，上面让我们都坐在户外等消息，不得进屋睡觉。半夜时分，不见动静，凌晨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夜长得了无尽头，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坐了这么一夜，我昏昏欲睡，疲乏不堪，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放我们进到宿舍里，倒头睡一觉。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咕哝了一句：“唉，怎么还不地震呢？”
谁料想这么一句有口无心的废话叫林老师听了去！她突然提高嗓门教训起我来：“工人和贫下中农会说出这种话来吗？你想想地震会给国家财产造成多大损失，会有多少人员伤亡，你居然在盼望地震！只有阶级敌人才盼望地震！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儿去了？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儿无产阶级感情？……”
她滔滔不绝地说呀说，尖锐的声音驱走了每个人的睡意，不但我班上的同学听到，其他五个平行班的学生也都听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外面坐着，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我们。300双眼睛！我无地自容，只感到脸颊在发烧。我真想为自己辩解，想对林老师说她的话虽然听上去有道理，但我从来没经历过地震，根本想不出地震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困得实在支撑不住，想让整件事早点过去，而且我说话的时候半睡半醒。我根本不是盼望地震！
其实我最想对她说的是我看穿了她的用心，我这句随便发发的牢骚话像一片轻烟，本可一下散在晨风中无影无踪，现在却被她揪住这么大惊小怪地做文章，她无非想在其他老师同学面前显示她的政治觉悟，将来好借此作为政治资本来兑现。也就不管我有多么难堪，多么下不来台当然如果我作如此顶撞，我大概是活腻了。这样一来我的麻烦还有完吗？我把转到了舌尖的话强咽回肚里，低下了头。热泪直欲夺眶而出，那是忿怒的眼泪，委屈的眼泪。我狠咬嘴唇，将它们忍住。林老师，咱们走着瞧，有朝一日我会跟你算这笔帐，你等着吧。
现在轮到受压迫的人扬眉吐气、伸张正义了。我当即拿起毛笔，蘸饱了墨汁，写下一张长长的大字报。用了林老师教我们的一些修辞手法，控诉她对学生缺乏无产阶级感情，与学生为敌，用高压手段抑制不同意见。我写完后给班里的同学一看，他们大表支持，纷纷签名。随后我们就将大字报拿到林老师家贴在她屋里，让她白天晚上读个仔细。这当然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