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啸画出的两个小人和一个“赌”字勾勒出的漫画式的图景，却在提醒徐心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殷姿和“高总”之间即将发生的对抗中，自己应该选谁？
尽管年龄不大，但徐心却早已深谙为官之道。作为分管教育改造工作的副监狱长，徐心一直都被当成一个美丽的花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徐心所分管的条线和下属的几个部门，不可能像狱政部门一样有严格的考核标准，或者像集团经营有明确的经济指标，教育改造工作，更像是一个理念而不能作为一项可以量化的工作，所以，徐心和她的手下们，常常被摆在了“闲人”的位置。
在这样的境遇下，徐心可供利用的资源，更加准确地或者应该称之为“砝码”实在很有限，在权力的游戏中，没有砝码也就意味着没有发言权。左啸只有一个，除此以外的任何交易都需要徐心等价的投资。所以，徐心对可供自己支配的资源倍加珍惜。
在仅有的资源中，最珍贵的一个，就是表决权。
在海州监狱的管理体系中，尽管夏文渊具有无可撼动的绝对权威，但在监狱领导层的任何一样决议中，他也只是拥有其中一票而已。当然，作为监狱长，他可以在幕后采取各种办法来操纵选票的运作，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他也确实是在这么做。但在决定过程中，形式上的公平还是得到充分保障的，作为监狱领导层的9个人，每个人都具有相同权力的一票，去决定监狱集体决策的实施与否。
而监狱长的权威，除了体现在幕后的运作，还有就是最后投票权。在投票这件事上，绝不存在“先下手为强”的说法，谁先表态，谁就会先立于被动局面，而越往后表态，则越便于观察形势，并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判断，选票的份量自然也更重。
这样的表决权，构成了所谓“集体总统制”的管理的主体和基石。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作为副处级而与副监狱长平级的政治部主任，却因为没有表决权而处于级别虽够却不列入监狱领导层的尴尬境地。
现在，在左啸的提醒下，徐心不得不赶紧考虑表决权的使用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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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按照正常的思路，这个问题几乎能不假思索地给出答案。论情感，殷姿和自己同样都是女性，在监狱这个男权社会中总该互相帮助；论背景，殷姿是得到夏文渊监狱长的亲自推荐的，背靠着海州监狱最硬的一座大靠山，那是谁都惹不起的；论关系，“高总”作为海州监狱的权力暴发户，他的青云直上也没少对自己造成负面影响，况且自己的不平也是客观存在的，今天又有这样一个好机会摆在面前，不绊上一脚简直都对不住自己。
但徐心仔细地想一想，却又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很久以前，左啸就曾经教导过自己，身处在副监狱长这样的位置，就必须严格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法则。当时，徐心对这个新鲜的词汇所代表的含义还不甚了了，后来才知道，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适用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即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甚至死亡。这种被人性理念所摈弃的冰冷冷的铁血法则，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金科玉律。
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殷姿和“高总”所代表的含义就截然不同了。
首先是性别的冲击。海州监狱在与海州女子监狱拆分后，已经成为一个纯粹关押男性犯人的监狱。在这个有着一千多名狱警和一万多男性犯人的特大型监狱，却存在着一个女性监狱领导，本来就已经是原则之外的破例。可以想见的是，既然是破例，就不可能进一步扩大化，那么，一旦殷姿上位，首当其冲受到威胁的人反而不会是“高总”而恰恰是自己。
其次，从分管工作来说，在整个江南省的五大监狱中，除了海州女子监狱外，从未出现过女性副监狱长分管狱政工作的先例。这倒并不是因为性别上的歧视，而是因为这个岗位的特殊要求。狱政工作是监狱管理里的天字第一号，其所掌握的权力、承担的压力、面临的风险都是最大的，像出差、加班、执勤这一类的事情，几乎可以是家常便饭，而遇到突发事件时，也常常承担着救火队员的角色。这样的工作要求，就必然需要每天出入监区，与犯人经常打交道，放在一个女性身上，显然不合适。
既然如此，那么接手狱政工作很可能只是一个台阶而已，其最终目的或许已经瞄准了自己。想到这里，徐心的眼前几乎已经浮现出夏文渊阴测测的目光，不禁流出一身冷汗。
即便这些原因都不考虑，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