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夏文渊的名头来救场，对王政委来说，实在是很没有面子的无奈之举。
在监狱的管理体系中，虽说监狱长负总责。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其实是监狱长、政委和董事长各负其责，都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相互之间形成制衡关系。
在理想化的权力体系中，是监狱长主管狱政、生活卫生、教育改造等工作，政委主管队伍、思想政治工作，董事长主管经济工作，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上，主管领导可以拍板定夺，而遇到需要相互配合的工作，则由领导之间沟通协商。这样的稳定的三角体系，既可以防止一家独大，又避免出现群龙无首，还形成了集体智慧。
但理想化终究只是理想化，现实运转的过程中，这种平衡关系常常会因为人的能力的不同而被打破。这其中，亘河监狱算是执行得比较好的，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在于最高领导层的三人间深厚的私人感情；楚山监狱则在长期博弈后形成了权力倒挂，监狱长心灰意冷，归隐山林、颐养天年，转而由集团董事长掌握实际权力；五登监狱则情况最为恶劣，斗争早已经摆在了台面上，三方之间你争我夺，竟然是越战越勇，下面各个部门也趁机选边站队、谋求私利，竟像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
而在具有强烈地独裁统治传统的海州监狱及其分裂出去的海州女子监狱，则依然保持着最为传统的一把手负责制。这其中，海州监狱的情况还略好上一些，而在雷烈之主政的海州女子监狱，政委是早就已经是闲云野鹤，不问世事，董事长的位置更是已经空缺了近两年的时间，真正算得上是独霸一方、称孤道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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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江上卿的无理取闹不谈，单论“高总”的观点，王政委其实还是非常认可的——相较于讨论枯燥无味的条文内容，一个具体而鲜活的案例不仅要有趣得多，还可以避免对因为对整体方针的讨论而陷入被动局面。
但情势已然至此，如果自己不身先士卒，恐怕也很难有人愿意以身试险。
于是，王政委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叫来了监狱办公室主任，要求他向江上卿明确传达夏文渊监狱长的意思，并要求他回来开会；第二件事，他决定表明自己的态度。
“刚才高主任的观点，我非常认可。海州监狱因历史遗留问题刑期二十年以上犯人的人数，可能多达数百人，因此我们的任何决定，都将直接影响到这几百人的未来命运。这份责任很重啊，也就难怪大家不愿意多讲，这我很能理解。但高主任这个方法很好，我们可以只讨论郑海东这一个例子，不涉及全面工作，一个人嘛，大家总可以畅所欲言了吧？”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那就从我先来谈一谈。郑海东这个人的情况，我是非常清楚的，在海州监狱，资格比他老的犯人，不能说没有，大概也不多了。现在，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对照制度一条一条地加减刑呢，还是考虑因果人情和历史因素，对他网开一面呢？”
“我认为，应该是后一种观点更加妥当些。”
对于王政委竟然如此轻率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所有人都感到有些意外，大家停下手中的笔迹，目光一下子聚集到了他的身上。
“在解释原因之前，我想请大家重新回顾一下省司法厅开展这项工作的初衷。折现工作的实质意义就是一次国家救济，达不到这样的目的也就失去了初衷。郑海东的情况，其实我也一直在关注，他的父母本身也是狱警，你们中很多人的长辈还和他们共过事。后来虽说是犯了事，但一个人能坚持二十多年不认罪，要说里面一点问题没有，我也不太相信。当然，这与我们讨论的内容无关。不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适当的帮助，我觉得还是可行的。”
听完王政委的话，会场中的很多人都点了点头。
殷姿却一下子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其实，殷姿对郑海东的生死去留，实在是没有多大的兴趣。但问题的关键却在于，郑海东的名字出现在了雷烈之的名单上，这就使她无法对此袖手旁观。
在这份名单还没有能从夏文渊手上换得保障自己权力的资本之前，殷姿决不能与雷烈之公开决裂。因此，摆在她面前的选项只有两个，要么忽略掉郑海东，要么阻止郑海东出狱。
而在目前的情况下，郑海东作为全场讨论的焦点人物，想要忽略已无可能，剩下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能是设法阻止郑海东的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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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唯一的路径已经非常明确地摆在了殷姿的面前，但她还是迟迟下不了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