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既没有能力搞清楚各个国家的具体不同，也没有能力搞清楚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就如托洛茨基通过对于苏联交货不及时与中国快速供货的对比，试图构建出‘中国比苏联强’的结论，然后再根据这个结论对苏联现有的生产进行批评，最终达成争夺到话语权的目的。
出于最基本的礼貌，斯大林同志听完了托洛茨基的发言，却没有发言。在政治规则中，‘王不对王’。所以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布哈林开口了，“托洛茨基同志，我也认为中国方面的反应速度非常快。最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中国正在通过建设亚洲国际法庭，实现了外交上的突破。我很想询问越飞同志，为什么在中国最初发出邀请信的时候，莫斯科大学以及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律系没有任何反应？以至于到现在，我们只能派遣人员成为亚洲国际法庭观察团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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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反击十分猛烈，让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越飞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局面已经发展到了令越飞瞠目结舌的地步。中国组建的亚洲国际法庭已经被定性为‘学术组织’，中国政府把自己的身影隐藏在一个国际学术组织后面，在这个政治军事主导的大使上仿佛不存在一样。
中国法学博士赵天麟教授完全站在世界外交舞台的聚光灯下，成为最闪亮的那一位。赵天麟的学历，经历，人品，又完全承受住了随着关注而来的种种详细的查看，在世界上成了法律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越飞委员不得不承认，中国成功塑造出这样的一个形象后，亚洲国际法庭已经成了一个外交界的大舞台。中国的外交灵活的让越飞感觉看到了列宁同志的敏锐感觉，中国将美国踢出了亚洲国际法庭后，活跃在舞台上的都是欧洲与中国的法学界的著名人物，而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外长陪同两国法律界人士前往中国的消息就显得并不显眼。以苏联大使馆在中国收集到的情报，法国与德国也都有外交人员抵达中国，与中国外交部进行了交流。
中国的外交空前成功，而这种成功正是苏联所需要的，苏联当下外交上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打破被封锁的局面。
布哈林的攻击既然开始了，就必然要达成目的。越飞能理解到的事情，布哈林也明白，所以布哈林讲述了中国在外交上的突破后，继续说道：“如果苏联要恢复与欧洲的贸易，首先是获得外交上的突破，而不是简单的对于交货时间这种小事进行讨论。何锐先生在前几天与我国驻华大使在晚宴上进行交谈的时候说过，任何国家层面的行动，即便再快，总有更快的，即便再慢，也有更慢的。国际发展，重要的是能否抓住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这次的事情上，外交人民委员会已经不是快与慢的问题，而是完全没能理解局面。我认为这证明了越飞同志的工作能力值得讨论。”
话说到这里，苏共中央委员们明白过来，斯大林同志这是要把将越飞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给拔掉。外交人民委员会是苏联与欧美交流的关键渠道，但是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并非特别高。
既然要将越飞拔掉，就要历数越飞的问题，不少委员非常乐见此事。因为他们所看不惯的很多人因为与外交人民委员会有各种关系，所以得到了非常多其他同志无法得到的欧洲商品。欧洲反动政府的外交部正在通过这样的小恩小惠影响与收买一些苏联同志。
这样的局面直到斯大林同志强化了与中国的贸易后才被遏制。中国在轻工业品生产方面的确非常出色，对欧美轻工业品的仿造也非常有天分，如果不是一定非得要求某个欧洲品牌，而是愿意接受中国品牌的商品，苏联可以通过贸易，用木材、铁矿石、煤矿等苏联拥有的丰富资源进行贸易。价格比欧洲商品便宜了许多。
即便是有些委员中意某种欧洲品牌，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贸易渠道进行转口贸易，价格虽然贵了点，却也公平。有这样的贸易后，欧洲外交界人士用些许商品就能获得苏联中上层欢心的手段被打断了。
所以在托洛茨基试图通过对比中苏贸易交货时间来对苏联工业生产提出批评的时候，支持斯大林同志的委员们都觉得托洛茨基很有可能是想通过这样的攻击，去批评斯大林同志在建设苏中贸易中已经获得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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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里对委员们的心态非常了解，所以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