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社会大发展的过程中自动产生，而且社会制度也会在某个程度上强化这种局面。”
在一片沉寂中，陈德力这位在15年就跟随何锐前往东北的同志有些郁闷的问道：“主席，这不是均贫富就能解决的吧？”
何锐则毫不动摇的答道：“对，这不是均贫富的问题。均贫富，是在大家都有着差不多的生产能力水平下，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就如我们的土改，不会种地的中国人比例并不高，土地资产分给大家之后，生存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但是工业时代，需要个人拥有技术。这个技术水平就很难讲。大家拿着同样的工具，同样的老师教出来的，面对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时间，生产出来的产品差距极大。那么，我有个问题，在这种竞争下失败的人，有资格埋怨别人么？”
部长们无人愿意回答。大家都知道，从中国文明积累沉淀的文化角度来说，大家认为“不迁怒，不贰过”，所以不该抱怨。不过真正能做到这些的人，都是竞争的胜利者。他们也没有理由去抱怨。而竞争的失败者们，则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他们这么做也能理解，更重要的是，即便去批评这些人，那么批评完之后呢？能不能给这些人以帮助，将他们提升到成功者的水平，让他们赢得下一次竞争？只怕是很难！
这个世界就这么残酷。每一个人都有美好未来的事情，只存在故事当中。真正的现实是，每一次竞争都带来了巨量的失败者。别说胜利，一个人能不失败，就非常不得了。
别人不敢说，何锐的责任让他不能不谈到这些问题。喝了口水，何锐说道：“同志们看到现在美国的大萧条，一两千万人失业。失业者没有住所，住在硬纸壳搭的临时房里面，乞讨，偷盗，过的已经不像人了。要是说起理由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到美国的社会传统，或者是资本家的贪婪，又或者是人性的弱点，各种可以抨击的角度都有人抨击过了。但是，我的看法是，美国把1.2亿美国人都拉进了大工业生产时代，美国现有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组织缺乏经验，其能力并不足以保证1.2亿人口的美国在大工业时代稳定发展。而我们中国有5亿人口，我们把5亿人口推进大工业生产之中，在发展的阶段，这么众多的人口是我们的优势，让我们有足够大的市场。但是，我们一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受到的将是5亿工业人口的反弹。其冲击力至少是美国的4倍。而且大家都知道，这里面还有叠加效应，我们受到的冲击会更大。那么，我们在面对逃不掉的冲击时，能否有效的应对这些局面。”
原本的茶话会应该是很轻松的，但是何锐的话弄的气氛一片压抑。见大家沉默下去，好一阵没人开口，吴有平觉得不能这么下去了。讨论这些话题太吓人，太打击士气。便笑道：“主席，和我们中国遭受过的痛苦相比，美国现在什么都不算。咱们现在缺乏的是如何更有效的发挥出大生产的组织能力，同志们都很清楚。”
这话就是强行缓和情绪，大家都知道，何锐也知道。既然此时不用这么压抑，何锐就笑道：“没错。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美国的制度发展成了符合美国大工业的模式。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学习美国成功的经验，并且从他们的挫折中学到经验！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文明的优势就能完全发展出来！对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次，大工业社会是一个新东西，直接照搬旧模式，肯定不行。而中华文明的内核，就是知道不能自怨自艾，怨天尤人。而是要顺应时代，推陈出新。这才能让我们走上新的道路，道路正确了，再多的问题都能解决。”
陈德力明显有些兴奋，他竟然再次开口问道：“历史上中国对于兼并非常在意。在工业时代，兼并就变的可以接受。负面作用太巨大了！只是靠递进税收的方式就能解决么？”
何锐并没有在意陈德力这位出身工人家庭同志的一些冲动，正义本就是一种冲动，如果对人民痛苦毫无感觉，一个组织内部就会很自然的向着邪恶的方向发展。所以何锐回答了陈德力的问题，“这就需要从法学的角度解决具体问题，但是法律本身一定有其阶级属性。对于现阶段的国家来说，因为强者注定是竞争的胜利者。凡是自称全民党，对所有人都拿出一套规则，无一例外都是坚定的为强者服务的政党。正因为大工业化生产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新的模式，很容易就会有人提出一律平等的口号，来掩饰他们对于普通人民的厌恶！所以，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社会过渡阶段，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头部正在进入大工业化时代，一方面，大部分人民群众没有能力靠自己成为大工业化时代的主流。各个阶层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