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然不可能用印度精英层的视角看问题。在普通印度市民阶层看来，1927年结束的中英战争，英国并不是胜利者。去年，也就是1940年的西欧战役，英国战败了。既然英国先后输了两次，最近这次还发生在去年，在印度市民阶层看来，英国不再是战无不胜的可怕力量。
既然中国曾经击败过英国，英国去年又打输了战争，如果中国进攻印度，英国人很可能还会被打败。在这种时候，国大党竟然表示只和英国合作，就证明了国大党并不考虑印度的利益，只考虑国大党的利益。
除了来自印度民间的反对，英国内阁认为国大党的声明具有很强的威胁性。在英国内阁看来，印度是殖民地，印度当地人是英国天生的仆人。当主人遭到威胁的时候，身为仆人的国大党居然不去该号召印度人民团结在英国周围与中国作战，而是在英国遭受中国威胁的时候发表与英国协商谈判的声明，这足以证明国大党的本意是要造反。
在当下的阶段，外有虎视眈眈的中国，内有居心叵测的国大党。英国内阁冒不起丢失印度的风险，却也没办法主动发起对中国的战争。当下的选择之一自然是先将所有可能在英国背后插刀子的潜在敌人解决掉。
当印度总督接到唐宁街的命令后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地步。印度总督当然要听从英国内阁的命令，但是作为直接管理印度的政府领导人，印度总督很清楚印度社会内部的激烈矛盾。在这样的局面下，英国殖民政府最好能够精准打击。而英国内阁的命令不仅要求印度殖民政府用强力手段彻底压制一切印度的反对力量，更要印度殖民政府以最大程度调动印度本地资源为英国下一步的战争提供服务。这完全超出了印度殖民政府的能力。
可英国内阁命令也不能不听，印度总督只能把唐宁街的任务分派下去。几天后，印度总督就后悔了。在如此紧张的局面下，这道命令的执行被“扩大化”了。
各地的英国官员在印度享受着特权，早已经形成了可以随意对付印度人的思维定式。他们很清楚面对的战争威胁，生怕丢掉自己的特权，所以对印度人生出了格外的愤怒。
在这样的情绪驱动下，先是国大党的领导人基本被捕，之后各种并不紧密团结在英国殖民者身边的政党领导人纷纷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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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那些依靠英国人的各地土邦们纷纷发起了“效忠运动”，到了9月18日，印度北方地区的土邦王爷们开了个会，会议上达成了清洗叛逆者的决定。
所谓叛逆者的定义，在会议的对外文件中自然是印度国内反对英国统治的那批人。所以得到了这些地区英国官员的认同与支持。但是英国正规军此时正在印度准备与中国开战，英国殖民政府从去年西欧战役爆发后就开始在印度大规模征兵，征粮。
真正执行这些计划的是印度土邦王公们的私人武装，而王公人眼里的“叛逆者”到底是英国的叛逆者，还是土邦眼中的“叛逆者”，这个问题就只能单纯的靠自由心证。
行动开始后的头一星期，土邦王公们先将英国老爷眼中的叛逆者嫌疑人都给抓了起来，从第二个星期开始，土邦王公眼中的叛逆者们遭到了逮捕甚至是杀害。北方地区大部分英国官员看到这么多反贼被抓，当即对素来坚定效忠英国的印度土邦王公们表达了赞赏。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勇创佳绩。只有少数英国官员向殖民政府总督送去了报告，很含蓄的提出了他们的担忧。
时间进入到第三个星期，得到了英国殖民政府鼓励的印度封建地主们开始大规模屠杀起所有不受他们控制的知识阶层以及地方的小势力。
最著名的是印度北方教派大祭司嘎优的发言，“凡是戴眼镜，胸口口袋里带钢笔的，都是乱党”。虽然印度教等级森严，但是英国人开办的学校里面并不太注意种姓高低，许多低种姓人家里面聪明的子弟也靠在英国人学校里读书，获得了阶层跃迁。其中不少人还进入了英国殖民政府内当了公务员。这批人无疑动了印度婆罗门地主的蛋糕。
婆罗门家的子弟们知道外面危险，肯定不会乱出门。便是出门了，以他们的长相肤色，以及前呼后拥的派头，很容易就能确定他们是高种姓，不会误杀。其他受过教育的人在此时还敢在外面单独行动，不用说，肯定是这些乱党在搞串联，阴谋反对英国的统治。
这样的清洗进行了一个星期，到了10月8日，大量英国殖民地方政府的公务员遭到了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