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夫只能根据苏联外交部情报分析部门根据中国的政府报告所说的数据得出的判断。中国政府表示，现阶段中国税收达到了工农业总产值的30%。如果是苏联这么做，由于苏联工业都属于国家，命令30%的工业产能生产军事用品，并且直接下令征收30%的农产品就行。
中国则是与欧美1样，采取了货币作为手段。征收的税金在中国国内市场上购买产品，中国的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通过招标获取订单。而且中国政府还要求，获得招标的这些企业在战争中的利润到了1定程度后，多余的利润将直接被征收进入国库。
以苏联的经济模式看何锐政府的手段，大有“脱裤子放屁，多此1举”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苏联始终不认为何锐政府是1个共产党政府的原因之1。中苏两国的经济模式差距极大，而且是在根本上的巨大不同。如果苏联承认何锐政府是共产党政府，那么苏联也完全可以承认欧美国家也是共产党政府。
莫洛托夫并不主管苏联意识形态工作，此时看报告的重点是中国的战时经济情况。中国政府公布的报告不仅仅有税收，还有就业数据，工业与农业数据。这里面让莫洛托夫最关注的是中国城市人口竟然达到了4亿。参与工业企业生产的人口高达2.1亿。
2.1亿在工业企业生产的人口是个啥概念呢？整个欧美加起来，工业企业就业人口也没有2.1亿。若是把苏联也算同盟国1方，同盟国才有2.1亿在工业企业就业的人口。
莫洛托夫怎么看，都觉得这个数字有问题。中国有6.8亿人口，在国内没有总动员的情况下，劳动就业是男性55%，女性55.3%，这在全球已经是极高的比例。如果这个数字是真的，中国除去没有参与劳动的老人、在读学生以及儿童，基本上都就业了。
苏联从沙俄时代就是世界顶级列强，工业水平并不差。苏联也搞了20年社会主义，对于就业有1定研究。苏联国土面积是中国的1倍，人口是中国的25%，就业率也未必有中国这么高。中国这么超高的就业率怎么看都有问题。
研究这么并不是莫洛托夫自己的爱好，而是这些内容在谈判中是可以用来当1些小手段。譬如，苏联可以友好的提示中国，中苏贸易对于中国就业率有很大帮助。
第2天，3月30日上午10点，中苏两国的会谈在外交部开始。莫洛托夫正式提出斯大林总书记的关心，“……苏共中央以及苏联政府认为，共产党应该在各国拥有合法的地位，共产党员应该拥有完整的公民权与政治权利……”
等莫洛托夫说完，李润石才答道：“文明党中央以及中国政府认同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员应该获得应有的各种权利。但是文明党中央以及中国政府认为，各国公民的权利在于其政治选择的自由性。譬如，马来亚共产党到底应该是马来亚国内信仰共产主义的公民根据自己的选择而组建的政党，还是受到域外势力影响与控制的政党。这两者的分别非常大！”
莫洛托夫听李润石的发言中使用了“公民”而不是“人民”，目光不自觉的锐利起来。
在西方的政治中，公民拥有政治权利，参与讨论国家政治事务。莫洛托夫认为，李润石很清楚苏联认同自己是1个欧洲国家，所以采用“公民”这个词汇。
公民拥有法定意义上的完整政治权利，市民只拥有人身自由，缺乏政治权利。而“人民”这个词则是泛泛所指。根据莫洛托夫学习到的中国文化中周朝关于“士人、国人、野人”的分化，公民相当于士人，市民相当于国人，人民相当于野人。虽然过去几十年中“人民”这个词被使用的越来越多，但是在传统理解中，人民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其实不高。
既然李润石讨论“公民”是不是该拥有信仰共产主义以及组建本国共产党的权利与自由，那么李润石所说的就是共产党在中国解放的1众殖民地中的法律地位。而李润石所说的共产党是否属于域外势力操控，自然指的是第3国际。
果然，李润石在之后的发言中明确表示，“每1个国家都应该有选择本国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权力。中华文明党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有效的经济研究模式。未来各国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都会选择这条真正能够带给国家美好未来的方向。
但是，是否选择这个方向，以及什么时候选择这个方向，是每个国家自己的权力。不能因为别国的利益而受到操控。”
莫洛托夫听着李润石的话，不禁腹诽，“这不就是给民族主义套个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