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元首借着吊唁何锐的机会讨论未来世界的秩序，随着他们而来的不仅有大量的相关团队，还有大量外国媒体。
最感到兴奋的并非是距离中国遥远的非洲媒体，而是因为战争的原因，数年没能来到中国的欧洲媒体。
一下飞机，就感觉空气质量好像比几年前差了些。严重的空气污染是这时代所有工业国的标配，欧美媒体们写了几篇相关文章，却没真的当回事。毕竟欧美民众对本国的污染已经骂声不断，即便看到中国也是同样污染的报道，对于缓解本国民众情绪的价值也很有限。
术业有专攻，不少媒体扎根政治经济等领域，也有不少媒体扬长避短，将民风、旅行等领域作为自己的主打方向。主打政治经济等宏观视角的媒体在中国首都扎堆，以更微观视角为方向的媒体向着中国各省进发，沿途采访民众，拍摄照片。向欧美介绍更贴近普通民众的中国。
曾经到过中国西北内陆地区的欧美记者都大吃一惊。他们几年前离开的时候，内陆地区城市并没有太多楼房，城市以平房为主，规模也不大。几年后的现在，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现代化的大城市。
成千上万的楼房仿佛凭空出现。在欧洲，完成如此之多的建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美国记者，尤其是从纽约来的记者倒是更能接受这样的变化。因为从20年代开始，纽约城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大量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成为了都市天际线上的风景。
第一批报道就发了出去，欧洲与美国的媒体在描述这样惊人变化之后，不约而同的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非常合理的问题，“中国到底从全球战争中掠夺了多少财富？”
除了美国与德国的报纸，欧美各大报纸的亚洲版都已经在中国重新发行。费加罗报的记者路易士读完了这些报道，只是叹息一声，却没有做出评价。
和他一起到银川采访的华尔街日报记者约翰尼看完欧洲各大报纸的中国版，忍不住说道：“这不公平。”
路易士知道约翰尼说的是华尔街日报没有获得恢复在中国发行的权力，这不公平。但是路易士忍不住想逗逗这位同行，就答道：“你是认为垄断不公平，还是中央集权制不公平。”
约翰尼双眼上翻了一下，不快的答道：“我已经不想在和你讨论这些问题。”
路易士笑了笑，不再触及这个话题。路易士毕业于马赛大学经济系，因为战争的原因，不好找到进入经济部门的工作。就到了巴黎大学读了个政治系硕士，主攻社会主义思想专业。
没错，哪怕是纳粹占领巴黎的那段时间，路易士照样坐在教室里和同学们一起向老师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理论。
这些年研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方向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研究苏联的社会实践，一派是研究中国的社会实践。虽然亲苏联派系的研究者往往会认为苏联才是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但研究中国一派的研究者以及大部分法国学界都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派人认为，进入社会主义门槛的标志在于，提升生产力已经不是社会制度上的难点。社会主义的难点在于如何理顺社会关系，使其更有效的配合生产力发展。
因为这样的理念，以及中国是真的够强大，正在痛打全球列强。纳粹德国以及法国国内的法西斯分子都只是取笑了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的专业，并不敢对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专业动手。顶多是增加了一点监视。
路易士继续深造的时候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也认识了现在成为他妻子的同学。从巴黎大学毕业后，路易士到了费加罗报工作。就这么被派来中国。
路易士到了银川，与他同行的还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对方自称是个很坚定的资本主义支持者，路易士用学到的方法分析，感觉这位叫做约翰尼的兄弟只是个信奉自由竞争的城市小资产阶级。
只要提及垄断、封建权贵，约翰尼就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蹦起来表示了自己对这些的不快。对垄断大资本以及特权阶级又爱又恨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特点。
此时约翰尼拿出费加罗报上路易士的文章，问道：“你这是在批评，还是在赞美？”
欧美媒体的传统就是质疑政府和否定政府，对本国政府如此，对外国政府同样如此。整体上来说，对外国政府的宽容度还多一些。只有夸赞外国政府，才能更猛烈的批评本国政府。
现在中国既然是世界霸主，欧美记者肯定要猛烈抨击中国政府，用放大镜从中国社会中发现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媒体监督权。在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