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方便告状，指责谢瓦廖夫有错。
而中方人员也没有给谢瓦廖夫同志好脸色，完成了文件签收后，他就带着签收的收据转身离开。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看着中方人员的背影，谢瓦廖夫忍不住低声咒骂了两句。
中方人员没有听到咒骂，因为负责此事的物价局局长韩海涛也在心里面大骂呢。
作为前茶馆老板，又是物价局局长，党组织觉得韩海涛同志非常了解物价，又有着丰富的待人接客的经验，适合负责这次谈判。韩海涛自己觉得党组织的信任是有道理的，也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了委任。
这一路上韩海涛局长气鼓鼓的，觉得自己犹如青蛙一样。回到哈尔滨，见到了正在哈尔滨视察工作的何锐，便是韩海涛局长也直接爆发了。
俄国人正如传说中的霸道，无礼，野蛮。尤其是不懂规矩。韩海涛局长怒斥了俄国人的种种后，直接给了评价，“主席，俄国人靠不住！”
何锐微笑着听了韩局长的控诉，其间忍不住被逗乐了好几次。尤其是最后关于交换‘谈判记录’的事情，何锐被逗得哈的笑出声来。
韩局长觉得何锐笑完之后会很生气，就听何锐评价道：“何海涛同志，咱们自己的同志若是没有接受过培训，做的也未必就比俄国人好到哪里。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年轻学生。”
韩海涛一愣，竟然不知该怎么回到。何锐的话怎么听都没有指责人的意思，也谈不上赞同。就如何锐平日的发言一样，有种健康向上的感觉。一时间，韩海涛的气也不禁消散了许多。但是韩海涛局长还是说出一件事，“主席，俄国的谈判团长听我们说起充分就业的实际价值后，说我们威胁他们。我很在意。”
看何锐对此有兴趣，韩海涛继续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翻开了会议记录中的那部分，“……主席，当俄国方面的谈判代表表示普通贸易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重要之时，我们就把充分就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告诉他们。俄国代表团的团长当即表示，我们在威胁们。我不知道那人到底怎么想的。”
何锐轻笑一声，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既然这位俄国贸易代表团团长的名字十分陌生，何锐也不觉得他能混到什么不得了的高层。也就是说，这位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员对于商品经济的看法大概率没有跳出农业社会的范畴。
农业社会经常出现数量相对于小农生产者数量较大，同时也找不到买家的商品。这在商品信息十分不发达的生产环境下是常态。农业社会中，人们处置这部分商品的方式就很值得玩味。
正因为不知道这部分商品的价值，很容易出现两种极端处理方式。要么极为廉价的出售，要么就一定要卖个高价。凡是较真的人，面对已经付出了劳动力的产品，是倾向于要高价。
既然对方并非是一个高层，未来也不是高层，他对于经济的理解很可能如此。
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清晰，价格反倒越容易达成共识。这也是为什么选择物价局局长韩海涛作为谈判代表的原因。如果让何锐负责此事，哪怕何锐在理论上口灿莲花，也真的不知道一件商品到底在市场上会卖到什么价位。
何锐在这个时代也没怎么为自己花过钱，在另一个时空，因为网络支付的缘故，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触摸过现金了。
附近几家有良好供货渠道与价位的大超市与小超市，就完全决定了何锐对于普通物价的认知。
何锐叹道：“辛苦你了，韩海涛同志。消消气，下次俄国换了谈判代表的时候，还得你这有经验的同志和他们谈。”
韩海涛的气愤，一半是因为俄国人的态度，一半是担心没谈成，被追究责任。连何锐都不追究，韩海涛也就放下心。另一个问题很自然的冒了出来，“主席，俄国方面真的会换人？会不会换上更糟糕的人？”
“韩海涛同志。俄罗斯这个民族诞生的很晚，大概是康熙年间才开始出现俄罗斯民族的概念，到现在也不过200年。这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对外的反应自然和年轻人差不多，有股子不当大哥浑身不自在的愣头青傻气。以这样的民族特点，你觉得他们想做成一件事的时候，会怎么选择？”
听了何锐的话，韩海涛稍一思索就明白了会发生什么。愣头青们是不会选择低头的，如果非得有什么力量压制他们，逼着他们就范。愣头青要么蔫了，对事情就走走过场，完全陷于内心的失落。要么就装作低头认错，尽力把事情向着解决的方向推动。
不管是哪一种，前茶馆老板韩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