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了，强到能够影响西方国家。在90年代初期，日本就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事实上，不管是一些冲突，还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呈直线上升，这些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麻烦’不能完全被西方国家掌控。美国和欧洲国家为约束中国而颁布的一些新的规则也不能被中国所接受。”
“同时，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干预力度也在逐渐加强，不会轻易附和西方决策国的意见，甚至还会做出相反的政治表态。从19世纪初期开始，如何完善世界发展的体制一般由一些西方权威轮流指导，一些欧洲的思想家（如戈比诺和休斯顿张伯伦）还对此进行论证研究。当然，在欧洲还有很多反对这些理论的声音，而且殖民化也带来了很多正面冲突：平民的抵触情绪、宗教的冲突和生活习惯的差异等。这些冲突主要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原始文化的差异。”
“尽管西方国家有非殖民主义和否定种族主义的思想存在，但是和保持西方权利优势性的意识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这也加剧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或政治的差异。因此，很多西方国家都陷入了‘经济发展’和‘文明’相互矛盾的尴尬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特殊的景象：年轻的美国战士、满满的可口可乐、愚蠢的电视游戏、自信能给伊拉克带来‘文明’的‘抵达者’……”
“对于中国的独立自主，西方国家后来也改变了一贯方针——以前的方法对中国毫无作用——这一方针主要强调‘社会工程’。内容不外乎是一些所谓的‘民主模式’：自由主义、经济极端自由化和所谓的‘平等’，这一模式用在其他合适的地方还是屡试不爽的。”
“所谓的‘政府民主’只不过是流于表面，而被人背后支持的‘领袖’也得对‘支持者’唯命是从。就像在一些非洲国家，美国扶植一个能够遵守其制定的‘规则’的人做‘领袖’。作为回馈，这位‘领袖’制定的国家政策也大大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色列也遵循这一‘潜规则’。在这些国家，选举离真正的民主还有一段距离，候选人如果对抗‘支持者’，当然也不会得到任何选票。一些总统在欧洲和美国的支持下居位几十年，而代价就是为这些‘支持者’提供优惠的石油，同时也是‘支持者’的军火大客户，为‘支持者’提供高额的军火利润。”
“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西方国家可以使用任何方法：军事干预、用‘安全建议’对一些国家进行最后通牒、利用所谓的‘无政府组织’进行‘活动’、勾结地方政治或经济领袖进行牟利等等。与这些对西方强权唯命是从的国家不同，中国在制定经济和政治战略决策时，没有受外界干扰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彰显了独有的个性和特色。”
“第二个让西方世界感到挫败的是，中国能够吸取外来精华，使之适应中国国情，即‘中国化’。就像佛教并不起源于中国，当它传入中国后，已经被转化为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了，也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宗教。80年代，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启发了中国，于是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西方人眼中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能够在政治领域发展的基础上，并且尊重中国人民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构建一个‘中国式’的民主体系吗？”
“西方人很难想象真实的中国体系，同时也不能完全理解中国的独立发展模式。当然中国的战略规划受到了领袖的影响，而政治民主也以‘金字塔’的形式在逐渐形成，基层干部（村官、县长等）的委任也是通过选举的方式。逐渐建立民主体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伟大的转变。一些欧洲国家，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后的一个世纪中，在民主深入人心的同时，还是有一些违背民主的不和谐的音符（纳粹、法西斯、法国的维西政府等）。这些政府和他们的首脑在欧洲施行独裁专政，并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和他们的政府居然也是通过民主选举而来的。”
曾凌风对邓爷爷说道：“所以说这些国家持什么论调，不完全在于中国做了什么，这不但是两种不同制度的冲突，而且还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只要中国还保持如今的制度，还是传播的中华文化，还在向前发展，他们都会叫嚣。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的制度，也不可能放弃中华文化去接受西方世界的文化。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在意他们在那里吠什么呢？只要能为国家和民族带来实际利益的事情，做了又何妨？再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了，它们想捏就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想中国现在的‘手’应该能伸到纳土纳了吧？”
邓老点了点头，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