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 大约于1825年开始批发吗啡产品。19世纪30年代初，爱丁堡麦克法朗公司开始制造生物碱。1836年吗啡被收进《伦敦药典》（London Pharmacopoeia）。到了19世纪40年代，吗啡被广泛接受。它证实了英国人对土耳其鸦片供应商的偏爱。伦敦大学药品教授报告说，“重复塞特纳和罗比克的实验，我用上等土耳其鸦片获得的吗啡量几乎是同等重量的东印度鸦片产出的三倍”。正是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没有印度鸦片进口到英国，印度鸦片的消费局限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然而； 尽管印度鸦片低劣，它却造成19世纪20年代英国人对鸦片态度的根本改变。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8）
人们对服用鸦片的兴趣——无论是由乔治四世的恶习，还是德？昆西的《忏悔录》或者其他原因促成的——一直围绕印度鸦片的非法出口而争议不断。关于中国鸦片文化的公开争论，取代了对东方旅行家传说中的历史兴趣，成为激烈反对用鸦片消遣的导火索。尽管1799到1800年北京发布皇家法令，宣布中国境内禁运鸦片和禁止销售鸦片，鸦片贸易还是在平稳增长。不断增长的马尔瓦鸦片数量开始到达澳门。
马尔瓦鸦片生产于印度中西部独立的马拉地土著邦。1805 年孟加拉总督禁止马尔瓦鸦片从孟买出口，但走私贸易很快通过像果阿这样的葡萄牙口岸得以恢复。尽管1809 年中国进一步颁布法令禁止鸦片进口，1811年美国一条双桅船还是给珠江运来了第一批土耳其鸦片。1817年一条东印度公司的船随后而来。马尔瓦鸦片这时在中国每箱大约卖330英镑，这把孟加拉鸦片的售价，从顶峰的888英镑压低到440英镑以下。自此以后，鸦片贸易竞争非常激烈。1817年—1818年度，进口到广州和澳门的鸦片价值高达737775英镑，1822到1823年度增长到2332250英镑。到了1819年，当一个鸦片贸易中心在孟买开业的时候，鸦片走私规模已经非常巨大，最精心的伪装和贿赂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每个季度，很多与东印度公司无关的贸易商出现在广州和澳门。1819年，黑斯廷斯侯爵（1754—1826），后任印度总督和总司令，督导了自1773 年以来鸦片供应体系最广泛的变化。制约生产和维护价格的老政策被摈除。为了支持孟加拉鸦片的税收，东印度公司决定买进所有运到市场上的马尔瓦鸦片，然后在中国出售，即使这意味着它要同本土的孟加拉鸦片进行竞争。这个决策被描绘成把外国人从一个赚钱生意中驱逐出去的一次爱国行动。它的真正作用是创建了一个潜在无限的供给体系。史学家们认为，印度政府或许能在19世纪20年代完全打破孟加拉垄断，禁止在大英帝国的印度种植鸦片。尽管鸦片在中国仍会被非法交易，但鸦片的消耗量在19世纪不可能膨胀得如此之快（人们那么争论说）。然而，在每一片偏僻土地上禁种鸦片，是不可能的事。事实是，一些官员希望减少大英帝国的印度对鸦片税收的依赖。“有男人气概，高尚的”查尔斯？梅特卡夫爵士认为，黑斯廷斯政策“失去的声誉，大于任何金钱所能买到”。
威廉？卡文迪什？本廷克（1774—1839）勋爵1827 年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被认为是伟大的总督之一。正是在他的统治期间，英国人第一次开始辩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应该试图改变印度的传统和社会结构。本廷克发现，鸦片出口的三分之二是走私的，三分之一属于公司。在权衡了各种选择之后，他的政府在1830年废除了所有对种植或运输马尔瓦鸦片的限制，但是开征一个运输税，定在增加税收而不限制贸易的标准上。然后； 为了支持税收，他发起一项扩张主义政策，借此在1831—1839 年之间建立了15个鸦片种植新区。1831—1832年，鸦片销售是印度税收的第三大来源。在5年的时间里，鸦片产量翻了两番。价格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19世纪30年代的价格是20年代的一半，虽然价格降低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抵制，而不是市场过剩。
英国扩展印度的鸦片种植，对于一些负责开发亚洲经济的政府人士来说，似乎是一种倒退。卓有成就的年轻帝国主义者斯坦福德？拉斐尔斯爵士（1781—1826） 1817 年哀叹说，他曾在爪哇任代理总督，那里用鸦片已经“根深蒂固，它的不良影响已经扩大到人们的道德问题上，很可能永远败坏他们的性格，永远削弱他们的精力，只要欧洲政府忽略考虑所有政策和人性因素，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