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工业调查委员会官员们询问工业地区医生的一个问题是：“鸦片，作为一种奢侈品，常常为工厂的工人们所用吗？”显然，贫苦工人非医疗用鸦片被形容为“奢侈”，相当于乔治四世或布尔沃…利顿沉溺于鸦片一样，而不是将鸦片用来调解他们的悲惨生活。官员们的担心被专家们的看法所淡化。一位曼彻斯特的医生作出反应说，他“已费力查明”，“无论何种形式的鸦片，极少（如果不是从未）被工人们用作奢侈品”。德比的一位外科医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在这个城里不多见。我认识的大多数吸食鸦片的人，不是工人，而是好逸恶劳的人”。
19世纪的女人成为鸦片酊的使用者，是为了摆脱她们在父权家庭中的附属地位。例如，格莱斯顿的家庭因一个苦闷的嗜毒女而痛苦不堪。他的妹妹海伦（1814—1880）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听她未婚夫说他父母不会同意他们的婚事，深感失望。格莱斯顿家的气氛总是令她神经紧张和疲惫。然而，当她的情感世界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她向罗马天主教寻求安慰。她的父亲和兄长极力反对她皈依天主教。为了摆脱她的无能为力，她由私人医生陪同她不断外出旅行，或者借助另一种逃避形式——她发现很难克制的一种形式：鸦片。她好像是用气愤的、引起混乱的、丢人的毒瘾来惩罚他们，以报复家庭的控制。1845年，格莱斯顿到巴登…巴登，试图劝说他的妹妹戒毒，重返家庭。“她有生命危险！”他对家人说，那可怕的毒品令她身体中毒很深，精神中毒更深。”他想出的治疗她“精神紊乱”的方法是，给她读日本基督教殉教教徒史和一本意大利语的祈祷书。后来她从家里的书房整本整本地拿新教牧师的著作当手纸用。她哥哥发现，她原本需要的那些书在她的马桶里。“一些被撕成碎片，一些只剩下书边和封皮，在那种场合下，毫无疑问，可以看出它们用得很羞辱。”他不满地写道。然而在家人变得宽容，海伦？格莱斯顿能够作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正常生活之后，她很长时间不再服用鸦片酊。
鸦片不是唯一被滥用的物质。“下层社会的人们多么喜爱泻药，真令人惊叹。”一位贵妇人1819年闲聊时说，“我家的厨娘——喝含锑的酒和最强的催泻药，把自己吐得一塌糊涂。你怎么骂都挡不住她把各种各样的滥药倒进她难受的喉咙里。”贫穷而无权的人们吞服下他们买不起的庸医特制药。1837年，托马斯？赫罗威（1800—1883）在伦敦市做外国人的商务代办，他意识到非处方药有可能挣大钱，开始营销赫罗威的家用膏。到了1851年，他每年花2万英镑做广告。他精心经营他的自制药，后来成了百万富翁。赫罗威属于那种做生意谨慎的人。“我们生活的时代让人感到耻辱。”1845年一位外科医生叹道。在他住的城市利兹，工人阶级周末晚上购买“药丸和药水，就像买肉、买菜一样寻常，在公共市场……随处可见，定点摆放，令人赞叹。一个摊位卖蔬菜，另一个摊位卖肉，第三个摊位就是卖药丸的！”
穷人越滥用毒品，富有而有教养的人就变得越谨慎。怀孕妇女使用鸦片就是一例。1806年，一位年长的贵妇人给卡罗琳？兰姆夫人（1785—1828）写了一封信。卡罗琳？兰姆是未来首相墨尔本子爵（1779—1848）的夫人。信中写到：如果卡罗琳？兰姆夫人要生育的话，我希望她在背上贴上屡试不爽的鸦片膏药。”鸦片酊不断用于怀孕的首相夫人。“他们总是委婉地把莎拉可怕的坏脾气称作兴奋。”一位朋友在1827年7月就戈德里奇夫人（1793—1867）的事写道。戈德里奇夫人的丈夫几个月以后成为首相。“她不愿听到一点不同意见……最后要用大量鸦片酊安静下来，除了她自己安慰自己的办法之外。”戈德里奇关于他妻子健康的“抱怨”令乔治四世震怒，令查尔斯？格莱维尔震惊：“她从不让他有任何安宁，一天要叫他20次，甚至把他从内阁会议上叫出来。他竟然软弱和愚蠢到相信她怪念头的地步。她令他相信，如果跟她闹别扭，她会死。她死了对他倒是再好不过的事，因为她荒唐和无聊。”戈德里奇夫人的女儿才死不久，她又是高龄孕妇，但是她的儿子却未受他母亲用镇静药的影响。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12）
到了19世纪40年代，人们对孕妇服用鸦片的态度有了变化。未来诗人伊莉莎白？巴雷特（1806—1861）15岁时由于抱怨脊椎痛，医生给她开了少量的鸦片酊。鸦片酊成了她的拐杖：鸦片，鸦片，日以继夜，有些晚上鸦片也无用。”1839年她惊呼道。1840年她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