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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里,我的英文精进了不少,其他科目原本都有些概念,考试及格应该都不成问题,只除了概率和微积分。不知道为什么私立高中好像都会教这个,常识里面应该是大学的课程才对。
圣诞节前,林晰来看了我一次。带我去镇上的中餐馆吃饭。问我,书念的好不好,有没有生病,电话卡有没有用完……。
“你好象我爸爸啊。”我说。
“噢哟,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了。”他冷笑。
“概率和微积分不会做,一点也不懂。”我眨巴着眼睛看着他。
“书拿来。”
“你会做吗?”我鄙视的看他。
他打开书,浅显易懂的解释了一下基本概念,又帮我做了几道书后面的练习题,我做茅塞顿开状。
“我是学工科出身的,我数学很好的。”他得意地说。
“我还以为你是文盲呢。”我说,结果头上被打了一下。
“那你后来怎么开始拍照片了呢?”我问他。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做好了他翻脸的思想准备,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因为朱子悦。没想到他依旧和和气气的说,他大学毕业之后申请了一间法国的学校留学,但学的不是建筑而是油画,后来却发现养活不了自己,开始在朱子悦的摄影工作室做事,后来自己也拍起照片来了。
“为什么要学油画啊?”我觉得听起来就很闷。
“因为Jean Baptist Corot,”他说,“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去看MET看他的作品。”
我深吸了一口气,问他:“那你和朱子悦怎么会在一起的?”
“你妈妈真是大嘴巴。“他说,“因为她是那样一个人,在我还没想明白之前,我们就在一起了。”
“怎么样的人?”我追问。
他想了一下说:“Ugly beautiful; ageless; and irresistible。”有一瞬间他的神情仿佛蒙上雾霭,让人猜不到他究竟是伤感、留恋还是释然。然后,他说,“到此结束,不许再问为什么了。”
那个冬天的下午阳光温暖,我们在Berkshire乡间的树林和草地间散步。作为他回答问题的报答,我给他听我喜爱的CD,Sheryl Crow和Paula Cole的居多。
“你这样的小女孩应该听Back street boys或者Take that,唱唱简简单单的小情歌。”他说,“何苦听这样的女权主义歌曲。这些是给那些被甩过3次以上的女的听的。”
我沉默。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为什么自己会早早的给自己的人生定下这样坚硬和悲伤的基调。因为,在还没想明白之前,我已经成为我了。
10)
新年就要来了。人们说那将是这个世纪的最后一年。
学校放两周的寒假,学生们几乎都走空了。每个电视台都在报道着人们购买礼物和新年倒数的新闻。但是,整个礼拜天气阴沉。
妈妈打电话来说:“我和Jon在圣托里尼,阳光很美,你也来吧,不过签证可能来不及。”
爸爸打电话来说:“在翻一部新电视剧,春节前要弄完,很忙,也不是长假,你就不要回来了。”
两个电话打完,假期只过去20分钟而已。我打周君彦家的电话,一直是忙音或无人接听。到晚上终于打通了,电话里他的声音听上去郁郁的。
“你决定上哪个大学了没有?”我问他。
“还没,”他回答,然后不说话。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为什么不说话?”
“你说吧,我听着。”
“一个人说多没劲。”
他不回答。
“那算了。”我生气了。
“我12月31号晚上给你打电话,我们一起倒数。”他打起精神来说。
“哦。”我原谅他了。
挂掉电话,我仰面躺在宿舍的床上,又躺到室友的床上,接着又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看到床底下室友的一个大纸盒,就拖出来,打开来看,里面是许多剪报、信件和卡片。我一张一张拿出来看,毫无愧疚,横竖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而我一点不难过,眼睛里干干的,就是想干点坏事而已。
我看着这个金发姑娘和她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