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魏国是唯一一个有和官方密切的学派的国家，至少此时是，而且学派的思想基本很统一，只有少数分歧。
这正是墨者所谓的“同义”。只是同的是“子夏之儒”的义，而非“墨者”的义。
只要保证这种“义”是垄断的，那么选拔出来的贤人也一定认同魏人的政策，同时又能成为很好的官吏。
而墨者想要的利天下，太难了，在吴起看来也不可能实现。
因而，吴起并不担心那些远在沛地、做出来能让他、让西门豹、让段干木、让李悝、甚至让魏侯惊诧不已赞赏不休的事的墨者，能威胁到他的野望、威胁到魏的霸权。
相反，那些源源不断为了“利天下之人”的事物传播，只会让魏变得更加强大。
至于是否非攻……在于君王的想法，可有雄心的君王会做非攻这样的事吗？而没有雄心的君王又何必尚贤？
所以吴起对墨者不警惕，不担心，因为墨者对天下、对人平等的这些理解，根本就是世义之下流，不可能风靡天下，更不可能让君王相信。
没有君王的支持，是可以做成事的吗？
吴起认为这是做不成的，自己如果没有魏斯的支持，什么都做不成。
做不成事，又担忧什么呢？
相反，对于秦公子连拉拢胜绰那些叛墨的事，吴起却充满了警惕。
他有自己的看法，也确信必须要尽快将这件事禀告魏侯。
因为他是西河守，他面对的敌人就是秦国，所以警惕的也就比别人更深。
秦公子连收拢了胜绰等叛墨，这并不是秘密，尤其是魏人亲自聘用胜绰却被拒绝之后，更是如此。
叛墨不会讲什么义与不义。
可魏斯用人也多重才能而轻德行，吃儿子的、杀妻子的、无视儿子之死仇怨的、当过市井无赖的……都可以在魏名震天下。
况且又有吴起李悝进言，魏斯确实想要招揽胜绰等人，就像当年招揽段干木一样。
可那些叛墨一口回绝，反而投靠了如今看起来毫无希望的秦公子连。
吴起知道，虽秦人屡屡战败，失掉西河，但秦人终究是千里之国，也曾成霸业，而且周边局势也不像是宋郑那般险恶——非是处在四战之地，只要抓住时机就总有崛起的机会。
可以说魏斯对于秦国充满了警觉，不然也不会将吴起这样的大才放到西河。
当初厚待出逃的秦公子连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晋六卿之乱，智氏的许多失败者逃亡秦国，魏斯和秦人有没有秦晋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没有太多理由收留公子连。
只要将来有机会，便可以送公子连入秦，扶植一个亲魏的附庸政权。
秦人不傻，每一任秦国国君都希望改变那种贵族乱政、甚至可以废立君王、逼君王自杀的局面。
君权和贵族权力本就是最大的矛盾，即便如今的秦君赢悼子算是政变上台。
他在台下的时候自然希望贵族权力大而君王权力小；到了台上则必然会希望君王权力大而贵族权力小。
如今秦人连连败绩，不复穆公之时，由是秦国国君赢悼子也做出了一些改革。
为了对抗西河的私有土地制度导致的西河秦人归心、大量的秦人逃亡魏国的局面，秦国内部也已经开始征收私亩税：从法律上承认了那些私田的合法性，这件事悬而未决，国君随时都可以用破坏井田礼制的缘故收拾那些有大量私田的大贵族——敢不敢做是一回事，有没有做的借口又是另一回事。
不只是私亩税的改革，秦人的等级制度也稍微出现了一丝松动。原本带剑只是贵族的特权，但是赢悼子还是以秦人好私斗固需吏佩剑防身为理由，在等级制度上打开了一个口子。
秦国的贱民阶层终于可以佩剑了，能不能买得起是一回事，生下来就没有资格配剑又是另一回事。
这种改革，引起了魏人的一些担忧。
可在吴起看来，完全没有担忧的必要。
秦人就算改革，也要先来一场对抗旧贵族的屠杀和血雨腥风，而且短时间之内也不可能成功。
就算改革了，那么哪里有那么多贤明的基层官吏呢？
秦人地处西陲，东进压晋、南下巴蜀的战略，在百年内全部失败，彻底堵住了和中原的联系。
而魏地处中原，各国的游士都可以很方便地来到魏地，这才是魏国可以变革的基础，一个独立于旧贵族、没有庞大家族力量的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