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的修正。
墨者既讲道理，但又敬鬼神，所以往往会出现一个诡异的现象：讲完道理之后，再编造个故事，说圣王也是这么做的、鬼神也是喜欢这样的。
此时天下，圣王就是最好的标准，任何一家学说都要想办法往圣王那边靠。
但适谈及这些事的时候，从来都是避讳圣王怎么去做，而是只揪着一点：圣王是为了利天下。
至于做法，不可考也不是万世不易，只要能利天下就是圣王的做法。反过来，实际上是否能利天下就是唯一的、最好的标准。
有时间，就编个圣王的故事，反正知识垄断的时代，百家这些有知识的人都在胡编乱造——一个简单的国人共和，就有四五种说法，都是朝着自己学说上靠。
基本上，诸子百家算是最早的一批“历史发明家”，靠发明历史来论证自己的学说。
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旧的历史在没有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之前，很难直接拿来用，那就只好编造些远古的、不可考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而适则是直接跳过编历史的这一步，用篡改的“天志”与利天下，作为最高标准。
是否能利天下，与圣王是否做过无关，只与推论出的结果有关。
这是和其余墨者与人辩论时候最大的不同，这也是墨子选择适作为宣义部部首的重要原因。
对手可以反驳圣王没这么做过，但是不能反驳圣王不是为了利天下。而利天下按着墨者和适融合之后的那些道理去讲，又似乎很难败北。
如今的任克算是第一次领教这种融合之后的墨家辩论方式，极为不适应，也极为难以用他的急智反驳。
感觉就像是对着一座高山，想要靠自己的急智让这座高山倒塌，然而这座高山仿佛就是“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的天地，简单粗俗而又沉重到难以承受。
这座高山上，有人不饿死就要吃饭、人要出生需要父母**等等这样简单到沉重如天下的道理。
适见到任克还在沉思，立刻又接着之前的论述道：“由此看来，厚葬久丧这种天下已有的规矩，是害天下的，至少在人口增加上是害天下的。那么能否使百姓富足、能否让政事得治呢？”
“厚葬久丧于王公大人有丧事者的家中，棺木必须多层，葬埋必须深厚，死者衣服必须多件，随葬的文绣必须繁富，坟墓必须高大。诸侯死了，使府库贮藏之财为之一空，然后将金玉珠宝装饰在死者身上，用丝絮组带束住，并把车马埋藏在圹穴中，又必定要多多制造帷幕帐幔、钟鼎、鼓、几筵、酒壶、镜子、戈、剑、羽旄、象牙、皮革，置于死者寝宫而埋掉，然后才满意。至于殉葬，天子、诸侯死后所杀的殉葬者，多的数百，少的数十；将军、大夫死后所杀的殉葬者，多的数十，少的数人。”
“守丧，必须搀扶才能起来，拄着拐杖才能行走。按此方式生活三年。”
“使农夫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早出晚归，耕作种植；使工匠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修造船、车，制作器皿；使妇女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早起晚睡，去纺纱绩麻织布。”
“财产已形成了的，掩在棺材里埋掉了；丧后应当生产的，又因为服丧而没有出现，这就是一种减少。”
“所以，从财富增加算是利天下这点来看，已有的规矩也是害天下的，而墨者的规矩则是利天下的。”
任克听完适的论述，其实知道自己已经输了，这种道理根本难以反驳。
可他觉得自己敏锐地抓住了适语言中的漏洞，急声道：“您的话，或许有道理，但难道你没有觉得这又与墨者已有的道理相悖吗？”
“我听闻，墨者不以帐幔、钟鼎、鼓、几筵、酒壶、镜子、珠玉等作为宝物、作为财富。那么按照墨者对宝物的定义，埋葬的不是宝物，所以财富并没有减少。比如墨者非乐，那么王公贵族们丧葬之时，将乐器钟鼎一同陪葬，这不正合墨者非乐的想法吗？如果您认为钟鼎乐器是财富，那又为什么要非乐呢？”
适起身，用一种这时候特有的那种骄傲说道：“我原以为您被魏侯派遣，一定是聪慧之人。现在看来，您愚钝的分不清财富和宝物，我已经难以与您交流了。”
任克脸上一暗，却只好道：“请教。”
“昔日子罕不受人玉，他以义为宝；楚之庄王绝缨之会，不惜美姬被轻，他不以价值千金的美姬为宝却以人心为宝……每个人眼中的宝是不同的，但财富却是可以定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