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经济变革的政策上。
墨子对于非乐的态度，可以引申出各种不同的含义。
后世有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这件事在墨家内部，也是存在类似的情况的。
墨子说：
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
大致就是说，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有个卵用？
舟、车这些东西，天下万民都能得利。
但是你搞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这些东西，能够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问题吗？
再者这些东西这么昂贵，哪一个不需要民脂民膏？王公贵族搞这些，必然要盘剥百姓，这样的礼是害天下的，这些东西总不能变出来吧？
现在天下百姓还在挨饿，还在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王公贵族把搞礼乐的钱和劳动，用在发展产业上、发展农业上不是更好吗？
任何东西超脱了时代去看，都是不对的。
若是后世，人人吃得饱了，大可以指责墨子“不懂艺术”、“反对文化”、“民粹主义”等等。
但此时这个人均寿命不足四十、还在使用石器铜器牛耕尚未普及的时代，这么指责墨子那就是完全站在了贵族的角度上去看问题。
只不过关于“非乐”的看法，也造就了适与高孙子之间的矛盾，主要还是其引申义。
靠奢侈品赚贵族的钱，然后发展墨家，这件事到底对不对？是不是违背了墨家“利天下”的道义？
沛县发展的模式，如果按照适那么来，就是再靠手工业和技术，吸天下的血。
比如高孙子一直反对的璆琳，这就和钟鼓一样，是奢侈品。民众不会得利，贵族盘剥加重。
适则抓住墨子关于“非乐”中“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的论述，与高孙子极力争辩。
墨子说“然而乐器要是也这样反而符合民众的利益。我则不敢反对。然而当象圣王造船和车那样使用乐器，我则不敢反对”。
这“乐器”的引申义，就是奢侈品，或者说一些民众所不能使用得利的“手工业品”。
适认为自己的办法，长久来看是符合民众利益、是如同圣王造船造车一样的。
高孙子则认为，适的想法结果是没错的，的确是可以发展墨家最终变革天下的，但是这个过程是有问题的。那些贵族们盘剥加剧，墨家的这些烈酒、璆琳之类的奢侈品，是不是要负责人？
比如三晋的某个贵族，将来璆琳真的出现，他加剧了对封地的压榨，有人死了有人逃亡甚至被压榨的家破人亡，做出璆琳并且售卖的墨家，需不需要负责？
为了利天下，过程的正义到底需不需要遵守？可不可以为了结果不去考虑那一切过程？
墨家内部都知道适和高孙子在这件事上的看法矛盾，从烈酒一事上就闹得墨家内部人人皆知。
然而这一次墨子派遣了高孙子前来，同时让市贾豚也跟随，其实这样的安排极有意思。
三人级别都高，在墨家内部也有威望威名。
三人在墨家今后发展的大方向是一致，对于王公贵族的不信任一致，对于墨家扎根泗水“武装割据”、渗透楚国“国人暴动”、以为将来“选天子”这件事都表示支持。
九月份的大聚会，要讨论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