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豹如何？”
赵侯只好如实道：“西门豹治漳，农兵数万屯于邯郸、中牟之间，使得赵不能南下。漳水臣服，灌溉万顷，亩收百五十斤，人民皆颂其德，其仁义未必及得上的襄子，然其有铁器、牛耕、三禾之利，民众富足又胜于昔年晋阳。”
公仲连便道：“就是这样的道理。如百年前，赵有瓷器而别人皆是陶器，那么，是赵氏更为贵重还是别家贵重呢？”
赵侯道：“是赵氏。”
公仲连又道：“百年后，赵有黄金而别人有随侯珠、和氏璧。那么，是赵氏贵重呢？还是别家贵重呢？”
赵侯道：“是别家贵重。”
公仲连拜道：”如今，君上拿着黄金而别人手中有随侯珠，您却说，当年赵氏有瓷而别家只是陶，所以赵氏比别家贵重，而赵氏手中的黄金自然也比别家的随侯珠贵重。这难道不是可笑的吗？”
“您在邯郸所做的一切，固然比起襄子当年在晋阳更加仁义，可也不过是从瓷器变为了黄金。”
“而别家如今也在向前走，从手中的陶器变为了现在的随侯和氏，您却认为您的黄金比襄子手中的瓷器更贵重，所以理所当然比别家的贵重。”
“这便是墨家众人所言的楚人刻舟求剑之意。”
“您要比的，不是昔年的襄子，而是如今的魏、韩、秦、墨、楚等……”
“与您争夺天下的，也不是昔年的智伯、韩虎、魏驹。而是现在的行变法的赢师隙、有文侯遗泽的魏击、变革制度以致屈宜咎逃亡的熊疑、废姜齐而行政的田和……”
“如今有墨家的铁器之利、牛耕之法、三禾之嘉，天下民众的生活比起之前都好了，难道天下的民众都如同当年文王之西岐、勾践之残越、襄子之晋阳吗？按您所言，这天下的民众都该效死而战，昔年文王、勾践、襄子的时候那么艰苦都可以效死，怎么如今反而不行了呢？”
赵侯闻言，叹息道：“您说的对。可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现在实行的政策比之昔年襄子更仁义、如今邯郸的民众衣食比之当年晋阳更好，怎么就不能够如当年那样效死呢？”
公仲连正色道：“人皆求利。”
“上者，上下同义、上下同利，上之心便是为民求利、下之心便是求利，以此上下相合。此为泗上之墨家。”
“中者，上有其利、下有其利，利不相一。而上者与下交换交易，让下得利而谋上之欲。”
“下者，上有其利、下有其利，利不相一。而上者以夏桀商纣之暴迫下者弃己利而死上之欲。”
“最下者。上有其利、下有其利，利不相一。而上者幻想为下者不求利，以教化道德约束人人君子，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下者为道德教化而无私欲，一心死国。”
“此四者，您是不能够做到上者的，那么在中、下、最下中，难道你不需要作出选择吗？”
赵侯不能对，这上策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用的。
民众想要啥？
民众想要好好生活，民众不想打仗，民众不想交税、民众不想服役、民众想的，作为君主的怎么可能“上下同义、上下同利”？
墨家能做到，那是因为墨家本身就不是贵族，其中有不少贵族出身的，可都是放弃了自己的贵族身份，投身到利天下的幻想之中。
顺带着，墨家如今就是天下最大的资本怪兽，只不过持股之人是泗上之民与墨家上下，他们的利和旧时代的利根本不同，可以跳出原本的圈，经济基础决定了墨家的“觉悟”。
赵侯作为君主，正如公仲连所言，只能从中、下、最下三者选出来一个实行。
公仲连见赵侯不语，又道：“君上言，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以为邯郸之民不如昔年晋阳之民。臣有惑，请君上解。”
赵侯点头，公仲连便问道：“昔年，造父随穆天子驾车游于西王母之国时，可能有欲，想要成为大夫，受封于赵？”
赵侯摇头道：“《穆天子传》言，昔年造父驾车，忠心耿耿，并无以此为功而求封赵之欲。”
公仲连又问：“那昔年成子随文公逃亡出国，难道当时有欲望以为将来可以三家分晋自立为侯吗？”
赵侯又摇头道：“昔年成子为文公友，为朋友之义而护送文公逃亡出国，并无分晋之心。”
公仲连再问道：“那么，如今烈侯、武侯，以至于您。若是将来天下大变，赵氏终定天下于一，那么您说烈侯当年在分晋之前，可曾有席卷天下之心？”
赵侯再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