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齐国的历史经验，其实富国的手段和道理体系都是有的，难得就是怎么对照现在的情况实行。
既然是体系，自然要有与之配套的内容。
想要这么做，又需要三个先决条件。
其一，山海是归属于君王所有的，并且君王要善于利用这个所有权，获得财富。
其二，在官营经济之外的私营经济，一定要发达，使得民众大量的交换，才会导致缺钱，然而售卖粮食。
其三，民众经营土地，一定要有利可图，拥有除去租税和自己吃的那些后的盈余，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才能够使得君王所获得的山海的所有权挣到足够的钱，并且这些钱可以转化为君王想要的东西。
针对这三点，田和仔细研读，也终于明白了这三点内容引申出来的种种变革手段和体系道理。
针对第三点，也就是民众经营土地要有盈余这一点，这是基础，也是重中之重，因为农业是工商业的基础，所谓“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
对于这一点，管仲提出的手段有两个，相辅相成。
一个是相地而衰征，也就是考核土地的肥沃程度，制定不同的税收标准，形成差级地租。
而要形成差级地租，又需要做到“与之分货”。
与之分货，也就是用“实物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在齐侯直辖的范围之内，取消“公田”制度，将土地分给民众、所有权仍属于君主，以此取缔民众“公事毕乃敢治私”的劳役地租，用实物地租取代，激发民众的积极『性』。
放眼天下，秦、魏等地的变革，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套路，而这个“与之分货”的办法之所以不能在更早的时代实行，其实本质是还是墨家所谓的“九重乐土”之中的“善政”之意：生产力不足这样的制度在更古的时候就是恶政，也就是墨家辩数中的“在”——尧的政策我们看着好，是因为我们站在现在去看尧那个时代，所以他可以治理，但如果尧的政策放到现在，他不但治理不能还要变成恶政。
之所以“千耦其耘”，是因为生产力低下，不这样就无法有效的剥削。管仲认为齐桓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完全可以放弃千耦其耘的劳役地租，用差级地租和实物地租取缔劳役地租。
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许久，五公子之争以及随后的田氏之『乱』，都让齐国这百年的时间不进反退，根本无从实行这样的政策，也无足够的基层官吏去推广，加上齐桓公一代雄主都无法遏制贵族不得不分权高、国两家，这一切美好的想法也只能停留在理论上。
既然说这是一套体系，自然有与之配套的内容。
在解决了农业问题之后，便要解决工商业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等问题。
对此，齐国的学术派认为在征税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
也就是说，如果征收房屋税，会毁坏房屋。
如果征收六畜税，会限制六畜繁殖。
如果征收田亩税，会破坏农耕。
如果征收人头税，会导致绝育。
如果按照一家一户收税，这又等同于在优待富豪大户。
这五种税的例子，是说国君可以收税，也可以根基税收的种类，来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整：想鼓励养马，那就不征收马税；想要促进人口增加，那就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
靠税收政策调节经济偏重、同时依靠国家管控“民之通货”和“民之司命”来宏观调控物价，使得经济发展、君主手中的钱财可以获得更多的实物。
此外，齐国的经济学派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夫民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不行则国之不治，贫富不齐也。”
也就是说，在税收上，还要考虑到贫富差距的问题，要靠税收来调节贫富差距，实行累进税。
比如收取丧葬税，厚葬的人就需要缴纳更多的税，因为他有钱而且不差这点钱；薄葬的人就收少量的税，因为他没钱。
比如根据房屋的豪华程度征收赋税，将这些赋税添加到间接税中，比如山林属于国君所有，那么谁家用的房梁粗大、用的棺木厚重，那肯定要买大木头，所以大木头的价格要比小木头的贵几十倍。
这样，就可以实行直接累进税和间接累进税，利用税收调节贫富，利用货币和粮食管控物价，使得贫富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