驷子阳是有雄心的，可错就错在高估了郑国的国力：的确，郑国算是变法比较早的国家，依靠着变法初期的民众归心，很是以小博大，暴打了几次韩国。
但随着各国都开始变法，因为先变法而高出的国力很快被拉平反超，郑国算不得自取灭亡，只能算是乱世之下的拼死一搏，只是搏输了而已。
当年要是趁着魏楚之战，韩国出兵楚国攻打鲁阳的时机一举攻下韩国国都，未必就没有转机，而且驷子阳也可以借此“报仇”之功，彻底击败七穆的其余六家，彻底把持郑国国政。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当年郑国突袭韩国，围困韩都，韩侯死，魏击攻适守卫的鲁阳牛阑不下，不得不退兵，使得墨家扬名，郑国却无端地又多了一个逼死韩侯的仇恨。
现在负黍又叛逃归韩，韩国在颍水有了桥头堡，只要韩国愿意，两日急行军就能抵达郑国首都。
毕竟从登封去新郑，也就短短不到百里的距离。
宋国和郑国算得上是同病相怜，祖上都曾阔过，如今都被大国夹在其间，宋国政变的消息传来之后，郑国是最紧张的一个。
不是紧张于宋国政变的结果，也不紧张那些平等自由的思潮的传播，郑国的执政者紧张的是魏韩关系的再度缓和。
每一次魏国需要韩国帮助的时候，都会用郑国的国土当做奖励，这不是一年两年了，一直如此。
楚国一强大，魏国就需要韩国帮忙，就会允许韩国攻打郑国获取利益。当年驷子阳是琢磨着一劳永逸，接纳王子定，分裂楚国，拉魏国结盟一起抗楚，将楚国削弱后便可以让魏韩矛盾激化，从而在大国矛盾中摇摆壮大。
可不曾想楚国这几年无力北进，又多出来一个泗上，使得魏韩再一次需要面对一个强敌。
天下间多有传闻，这一次魏楚韩将会干涉宋国，一同出兵维护封建制度，扑灭国人暴动的火苗，这就是郑国紧张的原因：魏国只怕这一次又要拿郑国的肉诱惑韩国合作。
故而当泗上的使节来到郑国的时候，郑国就像是将要溺死之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用前所未有的隆重仪式欢迎了泗上的使节。
驷子阳余党如今把持着郑国的国政，泗上对于驷子阳的变法是站在历史局限性的角度上有过足够的表扬的，而且邓析学派的不少人在泗上，也使得泗上和郑国的关系不是太差。
这一次来到郑国的使节中，便有一个邓析学派的再传弟子，虽然后来入了墨家。
邓析学派是名家，名家的集大成者惠施如今还是一个在商丘城中上学的小毛孩子，名家和墨家的分歧在政治上不大，主要分歧也就是在一些辩术上。
更多的时候，名家和墨家在辩术上的分歧更像是“杠精之争”，譬如体积和面积之争；相对高度和绝对高度之争种种。
只不过后期名家陷入了相对主义的谬误之中：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相对的对错，世间的一切都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没有绝对的真理——这种学说自身的定义就是矛盾的，假使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观点本身是不是真理呢？
邓析当年在郑国翻天覆地，用一张律师之嘴，愣生生地扭转了郑国的官方法律，其诡辩术之强也算是天下无双了，这诡辩术流传下来后逐渐被墨家的“辩术体系”给同化，使得辩论逻辑成型，不再使辩论陷入鸡同鸭讲的情况，这也逐渐吸收消化了一部分邓析学派的再传弟子。
邓析学派的再传弟子带艺投泗上后，大部分在公检法部门工作，也有少部分在外交系统。
旧地重游，思维方式完全泗上化的原本的郑人并没有黍离之悲，感慨的最多也就是民众苦战久已民之三困这些事，已经脱离了懵懂的郑人、韩人之别。
郑人对于墨家使者的隆重欢迎，既有现实的目的，也有一些旧事的情义。
墨家和郑国，在四十年前就有一段旧事，尤其是随着泗上的强盛和对文化和话语权的垄断，使得这件旧事在郑国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只不过又因为四五年前开始，墨家的宣传舆论转向的缘故，这件旧事此时提的人已经很少，再提起来也不是最开始的味道。
可这一次郑国国君和大臣们见到墨家使者的时候，一上来那是提起了那件旧事，希望通过这件旧事引出关于郑国命运的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