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韩有意，数日可至，郑国民众皆恨韩，还请墨家看在百姓战乱之苦，给出保郑之法。”
郑国现在真的就处在危机之中，不是说如果这时候不参与宋国事、和墨家刻意保持距离韩国就会放弃吞并郑国的野心的。
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如果魏韩联合干涉宋国，魏国必然会再次用郑国的土地酬谢韩国，因为此时的魏国已经不是当年文侯时候的魏国了，北失中山，西河有险，赵人翻脸，楚夺榆关，也正是最需要盟友的时候。
郑国君臣想的清楚，之前二十年的经验也确切地告诉他们是否有罪小国是无法申诉的。
本来郑国对于四年前的菏泽会盟充满了期待，希望那一次会盟墨家会继续秉持非攻之志，以新的国际法代替已经崩坏的周礼体系国际法，以泗上的军力维系各国和平。
然而四年前菏泽会盟带给郑国的是绝望，墨家绝口不提各国平等之事，而是大力鼓吹天下定于一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是真正解决战乱之苦的治标治本的手段。
这一次墨家使者来到郑国，让郑国君臣看到了一次转机。
墨家的使者想了想道：“昔年齐攻鲁，鲁侯问政于子墨子退齐之策，子墨子说需得做好三件事。”
“更早些，齐鲁之战，曹刿论战，想必你们也知道战前所问之事？”
郑国君臣自然知道这两件事。
实际上这两件事，说的并不是一回事，但都是根据具体情况所分析的。
曹刿所论，共有三问。
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墨子所论，亦有三问。
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
曹刿和墨子面对的都是鲁国，也面对的都是齐鲁之战，但两者说的三论的时代背景不同。
曹刿之时，尚未春秋，国野有别，车战为主，两军交战，只要国人肯战，那么未必就不能以少胜多，而且当时齐鲁之间的差距不是太大，长勺之战齐国大败。
墨子之时，春秋已末，再无国野，动辄数万围城。
墨子很清楚不管是上遵鬼神还是下利百姓，那都已经来不及，所以给出的建议就是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各国的矛盾，迫使齐国退兵。
最终曹刿打赢了长勺之战，墨子也发动弟子游说各国使得齐国退兵，都取得了想要的结果。
如今郑国的事，也需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但墨家使者早有说辞，问道：“子墨子所言，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实则是一回事。”
“天帝生人，故而希望人民安康富足，民为神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故而尊天事鬼表现在治国上，就是爱利百姓。”
“却不知郑国上下，百姓可曾得利？可曾得爱？若得利得爱，则可战。昔年泗上不过有沛邑，百里之地，民得爱利，可破魏楚，况郑五百里之国？”
一番话，郑国君臣都低头不语。
墨家一直在谈利民爱民，那么怎么才算是利民爱民？
郑国不管是公族、七穆、还是驷子阳余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财富？
好在郑公乙道：“寡人非是没有爱民利民之心，只是韩国围困郑地，自三十年前无日不战。欲战，则要有钱粮军赋，民众必然受苦。”
“可若不战，那么又会助长各大国不义之心，使得大并小、强吞弱行于天下，这是让天下更加苦痛的做法啊。寡人怎么可以助长这些不义野心的滋长呢？”
“况且昔年子阳执政，多有变革之心，墨家也多赞赏，然而强敌环伺，如何敢变？”
这话虽然是场面话，却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变法，就必然触动贵族的利益，七穆之争，哪怕驷子阳一党联合公族击败其余六穆，自己吃肉百姓喝汤，那也可以使得民众有效死之心。
然而结局却是驷子阳被杀、郑国内乱，七穆叛逃，去魏韩那边做大夫去了。
针对这样的场面话，墨家使者没有用宣义部一贯的口吻先批判一番，而是说道：“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说辞。”
“既是上遵鬼神下利百姓此时皆来不及，又要保护郑国社稷使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