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之前曾有讽者讲过笑话，说是大王的军队，拿着泗上的火枪、穿着泗上的棉布、花着泗上印刷的纸币，哪天大王和泗上开战，就要带着一群光着身子的士卒了。
齐国也就还剩下盐业还能够支撑，剩下的手工业基本上完了，而且这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不是说齐国现在不能战斗。
就现在中原这个局面，把赵国刨除，魏、韩、齐三国最能打的其实是一直闷声不敢卷入战争的齐国。
但这种经济状况只能维持，一旦有一次战败，就可能是万劫不复，内部外部的矛盾就可能全部爆发出来。
不是齐国想这样走，而是齐国的统治基础是贵族，又距离泗上太近，不得不这么走。
贵族需要钱，因为泗上的那些手工业品要用钱买，可他们家里没有金矿，变不出钱。
怎么办？只能选择从封地入手，而且只能选择兼并土地经营对外出口粮食棉花等，要是靠着以前那种劳役地租井田制度，贵族就得吃屎，就得过上远不如泗上一个小作坊主的生活。
田氏需要贵族的支持，庶农工商再怎么笼络，也比不过墨家的道义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和利益，既然这样还笼络个屁，不如把精力用在自己的利益同盟上。
田氏需要军队，需要集权，那么就需要钱，需要军费，需要军官阶层，需要贵族支持。
田氏不想让国内的贵族走他们当年走过的路，那就得将一些大城邑笼络在自己手里，那些边缘地区不如完全交由贵族控制。
贵族不是没有从奴私兵，可这点从奴私兵已经完全不能和中枢对抗了；但反过来中枢的常备军军官和中枢官员又都是贵族出身，田氏也不可能对贵族采取极为激烈的手段。
这是当年齐墨战争时候上一任齐侯就定下的大略，一直不变，于是发展成了这般模样。
虽然畸形，但却足以吊打燕国。
可齐国却不敢乱动，因为对外开战墨家不会允许齐国扩张，这就使得齐国陷入一个诡异的悖论之中：齐国理论上可以打得过魏、韩、燕、卫；但齐国对这四国任何一方下手墨家都会背刺；魏韩燕卫打不过齐国，而齐国打不过泗上，于是齐国在不能打得过泗上之前也永远打不赢魏韩燕卫，所以实际上齐国谁也打不赢。
泗上的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对于齐国的态度也很微妙。
泗上的粮价很低，可以供养大量的城市人口，当年万民制法否决了对进口粮食增加关税之后，实际上墨家已经背弃了小农的利益，工商业者很高兴。
可齐国每年卖出去的货物让工商业者又很不高兴，大量的农夫被禁锢在齐国贵族的封地上，泗上整天缺人，缺的使得铁轨、蒸汽提水机等等但凡能够省人工的技术只要出现就会被用上。结果齐国大量的人口还在给贵族们无偿劳作，甚至还不准迁徙逃亡。
大量的农夫被禁锢在贵族的封地上，农夫一个钱都没有，啥也买不起，本来能卖出去十匹棉布结果只能卖出去三匹，这使得工商业者们大为不满，而且齐国又近，泗上的工商业者们整日叫嚣对齐开战。
泗上的工商业者是看着墨家被适修正后的那一套道义长大的，耳濡目染之下他们很清楚一旦土改会扩大多少市场，农夫得有自己的余粮才能买东西。
所以这就导致泗上经常性地指责齐国不义，要求齐国变革；齐国深恐墨家下一步就要北上，因为不能改革。
怀揣着利天下之心的理想主义者们，认定齐国的政策是害天下。
怀揣着求利之心的工商业者们，认定齐国的政策是他们的货物不能卖更多、雇不到更多的雇工的根源。
对于粮价过低不满认为的农夫们，认定齐国的政策是粮价过低的根源。
能够把泗上近乎所有的阶层都得罪了，齐国也算是诸侯之中的第一份儿，哪怕是楚国都因为和泗上的经济联系没有那么深的缘故还不至于说人人喊打。
相反田氏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改革下去很可能完蛋，还不如继续深化反动变革加强贵族力量一致对外，扩大军备，压榨庶农工商。
结果墨家先攻楚，这就使得齐国更加的紧张。
泗上之前的局面，是只要在泗上三百里之内作战，诸侯国没有一个能单独战胜墨家的。
哪怕是诸侯联军，只要墨家坚守选择内线作战，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
而且诸侯之间又不是铁板一块，墨家搞纵横之术扩大诸侯的矛盾，使得诸侯也难以齐心。就像是秦国一样，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