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兴的军事自耕农或者叫军功小地主太昂贵了，都是冷兵器的时候整日训练的优势太大，一辈子服役和那种平时训练几日战时征召的农兵大不相同。
可现在，一名武卒的开销足够供养四五名征召起来编练军阵的士卒，而四五名手持火铳列阵对射的士卒是可以胜过武卒许多的。
魏国没有强制分家，武卒的待遇是按照家庭计算的。
所以魏国经常会有一些十几口人的大家庭。
这种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因为供养出了一名武卒，所以他们不需要缴纳赋税和劳役，大约四名青壮男性受庇于做武卒的兄弟，带领依靠战功和战利品换来的隶农奴婢在土地上耕作。
一旦成为武卒，不需要服劳役，单单是这一点，就比普通家庭要强许多，劳役会毁掉一个自耕农家庭，而有人服劳役有人不服劳役则是土地兼并的最佳手段。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当年的那批老武卒，哪一个家里不是七八百亩土地，七八个隶农，十几个家人。
除了这些之外，一名武卒身上的武器、衣甲、粮食等，又需要大约两名青壮劳力在后方。
当年的变法，变得不彻底，导致了现在魏国内部旧贵族腐朽不堪用、而新锐的武卒也开始成为了利益集团不能轻动，这就是魏国现在面临的变革困境。
庞涓素有大志，认为自己若有机会辅佐公子罃，便可尝试着进行变革。
太激烈的变革在魏国难以实施，所以庞涓想到了一种不动多数统治阶层利益的变革方式。
那就是先利用公子之争贵族之斗下手，转移矛盾。
既然对外战争连战连败，魏国不能破局，不能够分配足够的利益使得新贵旧贵都满意，那么就趁着公子之争，杀一批旧贵，利用他们的土地喂饱新的军功地主。
这些新的军功地主出身的武卒，职业为兵，论及训练程度和纪律性，都是比一般的农夫要强得多。
西河之败的缘故，不是武卒不能打了，而是秦人的数量太多，使得武卒难以在“公平”的条件下作战。
庞涓遍观这三十年的战争，认为在火器、骑兵、步阵出现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会战之中战胜两倍的敌人，包括泗上那些军队也不行，除非是双方的训练和士气相差太多。
所以他认为魏国军制的方向，就是将武卒从“卒”变为“士”，从兵变成军官，拆散武卒，弄出一批职业的军官阶层，代替那些不合于时代的腐朽的血统士。
武卒整日操练，其纪律和战斗力，都不下于那些血统传承的士，而且相对于正统的士，这些武卒占有的土地相对而言更少。
将西河武卒拆散，以他们为底子，作为基层的伍长、司马长之类的军官。利用征召的农兵作为士卒，很快就可以拉出来一支政治上可靠并且依附于王权；战斗力上低于纯正的武卒但是却依旧可以一战的军团。
献祭一批旧贵族，比如趁着这一次公子罃和公子缓之争，把公子缓和公子缓一系的心腹贵族做掉，让大约五千户武卒瓜分掉他们的尸体，成为魏国的新一批低阶军功贵族。
这些武卒出身的老人将会成为军官，充实着将来新建的军团，大量征召的农夫和城邑手工业者，不需要为何而战，只需要他们头上的军官知道就行。
有了这么一批会听命于君权依附于君权的军功新贵，那么君侯手中就可以有一支听命的军队，就可以压服其余的贵族，从而逐渐开始变革。
而这些武卒出身的军功新贵们，可以世袭为军官，凭借土地和家庭财富获得良好的教育，凭借职业军官的家庭传统培养出足够的基层军官。
只要军官足够，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人训练成听着鼓声进军、不畏惧铜炮的合格的军队，将魏武卒从昂贵的职业兵精锐化为一批廉价的征召兵配上昂贵的基层军官的新军。
给予武卒出身的新士们一定的特权，使之忠心。
以武卒为基层军官，训练新军，压服旧贵。
在不大改的前提下，逼迫旧贵提供兵员和一定数量的军费。
在不动旧贵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重新组建一支战斗力可以基本保障、数量远胜于武卒的新军。
赏士不赏兵，因为赏赐兵卒的话，魏国这点家底根本赏不起，因为就算赏赐新的武卒士的那些土地，还是割了一部分旧贵族的肉才能割出来的。
庞涓的军改构想，出于泗上的军制，但又不太一样，毕竟两方的经济基础不同，国力富庶也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