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军正将。这两人都是表忠心表的好，加之原本就有官职在身，所以封赏在前。
赵孟传的几位僚佐也被举荐任官，最主要的如闲居庆元的进士谢昌元，过去他与赵孟传、袁镛一起号称“三友”。赵孟传号令起兵后，袁镛以文人身份自己领兵，专心于军务，又因与周进等人的摩擦，赵、袁二人的关系有所疏远。而谢昌元仍旧常在府衙中行走，与赵孟传、周进都还比较亲近。这回随军北上，有升官的好事，赵孟传自然也没忘了他，向朝廷做了保举，诏旨下达，他的名字在赵、周之后，列第三位，被任为将作少监。实际也不去将作监报到，而是仍在军中作为赵孟传的高级幕僚，参赞军务。
接下来是胡隶，升为秉义郎、睦州都监，任浙东义军副将。
袁镛、张镝二人本就有进士功名在身，所以授的是文职，袁镛授淮南西路无为军司户参军，张镝授福建路汀州通判，二人都兼领浙东义军副将。
这其中带地名的官大部分只是遥领而已，像胡隶的睦州都监、袁镛的无为军司户参军、张镝的汀州通判，朝廷都不会要求去实际上任，只不过代表一种地位而已，在带兵勤王的紧要关头，真正重要的是最后那项军职，也即总领义军、正将、副将之类才代表实实在在的权力。
宋代官制复杂，光从名字上很难区分大小，总而言之，他们都升官了。
除了几位主将，军中一批中级军官也被授予三班奉职、三班借职、下班祗应之类的低级武官职位。如昌国军中陈闵、何绍基、褚世尧等营将、都将，原本都只是内部任命的军头，现在也总算成了正儿八经的朝廷经制之官。诸人新鲜了一阵之后，发现一切也都没什么改变，除了背上个空名，带的兵、做的事都和过去一样，当了官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嘛，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张镝也不太在意这些，官职不过是个名号，没见朝中那么多高官显宦都跑路了吗，归根结底，手上有实力，能踏踏实实做事才是重要的，他更关心自己苦心拉起的这支义军将会如何安排。
此时大宋左丞相陈宜中受命建都督府于临安，各地勤王军马也都受其节制。他传檄各地，号召勤王，并令多次战败后失去建制的散兵游勇各归本部。淮东军马都归建李庭芝部，淮西归夏贵部，沿江诸处则归属汪立信部，京湖、四川归朱祀孙部，江西归黄万石部，两浙等地的义军和散兵游勇则归张世杰统领。
胡隶和张镝的昌国兵本部，经扩充后也只有两千来人，若只是这么点人马，朝廷也未必重视，或许就与普通的小股义军或归建散兵一样被划入某支部队整编消化了。不论是归汪立信还是归张世杰，结果都是一样的，很可能成为棋子和炮灰。如果那样，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脱离指挥孤军奋斗，要么彻底失去主动权。但张镝却早就设想好了第三种选择，在当初揭了勤王诏书回庆元时就想到了造势，将赵孟传和袁镛拉下了水，集起了八千之众，八千与两千就是两种概念，让朝廷不得不慎重对待，也不会轻易将其兼并整编。加之有赵孟传这样的大臣背书，这支部队的分量就更重了。目前来看，张镝要造的“势”大体已成，勤王大业算是顺利走出了第一步。
但是，大势虽已造成，离张镝的目标却还很远，他需要的是主导这支部队，而不是仅仅融合于这支部队。八千人中，二千昌国兵是嫡系，可以完全掌控。袁镛所属的三千秀才兵与自己联系密切，是可以信任的友军，只要条件合适，就能与昌国兵合二为一。唯一麻烦的是原来的周都监、现在的周副钤辖周进手的下三千人，这些人与自己毫无瓜葛，甚至有些敌意，是名义上的友军，却比敌人更危险，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猪队友”。这三千人是在张镝的预料之外的，偏偏最得赵孟传的信重，赵孟传看着诚朴，实则老谋深算，或许早就为自己留了一手，周进的兵虽然战斗力弱，但为数不少，是保持主帅权威的底牌，有这支人马在手，赵孟传的官职才有权威，才能指挥得动独立领军的胡隶、张镝、袁镛等人。就如一个杠杆，赵孟传的显要地位是那个支点，周进的三千兵是那根长杆，两者的结合所撬动的就是整支部队的兵权。
同样的，张镝如果想要架空赵孟传，掌握整支部队的指挥权，那周进及其手下的三千人就是第一个障碍。现在似乎还不是去除这个障碍最好的时机，哪怕自己掌握了八分之五的实力，对方只有八分之三，但那八分之三还附带了主将的光环，让自己不得不顾虑。
或许需要一场战争，让战争证明自己的实力，让战争做一次洗牌，也让战争提供一次机会，好让自己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