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桥到平江一百余里，走了一夜未见追兵，基本安全后全军略作休整。接下来以线阵行军，速度快的多，不到一天就到了平江。
至此，援救常州之役已告失败。
文天祥愤懑无比，自己派出八千人，最终只逃回数百，加上胡、袁带回的二百余人也凑不够一千，损失近九成。而作为主将的赵孟传早早就乘船回来，所部毫发无损，不得不令人生疑。虽然赵、周等人坚持称赣军、广军溃『乱』太快，自己来不及救援，但从逃回的士兵们口中得知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分明是主将见死不救，丢下大军先逃。为此文天祥数次找赵、周说理，争执不下，后来赵孟传索『性』扎营城外拒不见客。文天祥一气之下上书弹劾，历数赵、周之罪，而赵孟传也让笔杆子谢昌元拟稿，上表自辩。双方在临安与平江之间文书往来，打起了口水仗。一个是昔日状元，一个是浙东名士，文字上难见分晓，这似乎成了一桩糊涂官司。
胡隶率军撤到平江，赵孟传的腰杆子更硬了起来，明里暗里表示是文天祥部战力不济遇敌自溃，忠胜军力挽狂澜得胜回师。这让胡隶和袁镛也看不下去了，只差不能把赵、周两人的丑行明指出来。
几日后朝廷旨意下达，只是和了一把稀泥，两军都不赏也不罚，算是平歇文、赵二人的争议。先是要求赵孟传带忠胜军仍旧回独松关防守，文天祥部则暂驻平江，并命令不得贪功冒进，随时准备南下。
收到这样的命令，最高兴的当然是赵孟传、周进之流，终于又可以离前线远一点了。
文天祥却满心郁闷，“贪功冒进”四个字，隐含着就是把把援救常州失败的黑锅都甩给他了。个人得失事小，更重要的是朝廷如此消极防御，国势何时能有起『色』？从襄阳到郢州、从郢州到鄂州、从鄂州到镇江、从镇江到常州，一个个重镇都是在这样的龟缩防御中丢了。
大宋如今仍有大军数十万，南国江山数千里，难道就要在这样的退缩中丢失干净吗。文天祥心痛万分，给朝廷上了一书，认为与其处处防守、处处被动，不如集中兵力奋力一搏。他建议加强地方实力，分天下为四镇，四面出击挽回局势。其中两淮建一重镇，出伯颜之背，两浙谴一强军，迎伯颜之面，如此则不仅有机会救下常州，甚至还能进而恢复镇江。
上书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陈宜中认为文天祥的想法“疏阔”，压下不报。
文天祥是这个时期士大夫当中的异类，是一堆软弱文人当中难得的硬骨头，虽然他的对策确实没什么可行『性』，整个大宋从官场到军队都已经烂掉了，根本不可能有效的实施这样大胆的计划。参考丁家洲、焦山、五牧这些战事，可以看出宋军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将官怯弱、军心涣散是失败的根源，很多时候敌人没打就已经望风投降。这种情况下指望建立藩镇让地方自己雄起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而已。
朝廷的意思已经明确，常州是不准备再救了，甚至连平江也准备随时弃守。连年失败已经让大宋这帮肉食者养成了缩头乌龟的『性』子，见势不妙就缩成一团，稍一失利就想着把部队撤回，以求的一点安全感。
至此，常州成了孤城，外无援兵，内无粮食。这座四十里方圆的古城，自从五代时杨溥为割据一方而建修城墙以来，已近三百五十年了，最近一次重修是在绍兴四年（1134），至今也已一百四十多年了，城墙早已破蔽不堪，虽然守城义兵临时树栅修墙，也只能勉糊其事而已，城里，虽然战前收集了一些粮食，但是经过几个月围困，粮食已快吃光了，他们除了手中的长矛、大刀、木棍和石块之类武器外，几乎一无所有。
伯颜刚到城下时认为常州就是座一戳就破的“纸城”，但常州人民让他失望了，两万多民军用简陋的武器，愣是挺住了几十万元军的轮番攻击，这些人这么硬，都是铁做的吗？伯颜有点想不通，后来只得派人『射』书入城劝降，书上写着：“勿以已降复叛为疑，勿以拒敌我师为惧。”守城将士不予理采，伯颜又派降将张彦来城下劝降，刘师勇指着张彦痛骂：“你受国家厚禄不思图报，还有脸来见我们。”张彦遭骂，羞愧而回。伯颜贼心不死，再派叛将吕文焕来城下劝降，吕文焕是坚守南宋北方重镇襄阳城达五年，最后在援尽的情况下投降的，况且他又是南宋的有名大将。但是，当吕文焕到城下劝降时，城上守军认出了这个叛贼，用伏箭『射』伤了这个可耻的说客。城中自吏士至于民，无一人言降者。伯颜总以为城中粮绝，但姚訔却叫守城义兵用纸剪成饼样，端着盆子在城墙上吃着，更气得伯颜七窍生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