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元十三年、宋德佑二年（1276），正月十九日。
陈宜中已经将赵家的宗社拱手送人，自己却一溜烟跑了，不知去向，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别人收拾。朝廷只得临时迁右相吴坚为左相，再任文天祥为右相。一帮子赵家旧臣、缙绅、士子群聚于左相吴坚府上，一个个唉声叹气，计莫所出。
是战？是守？是逃？已经没有时间了，还有的选吗！
与此同时，为了将大宋都城完好无损的拿下，元军只以大兵威慑，三面围着临安，却并不攻城。不过使者往来，重申了伯颜的要求，即：投降这么正规的事儿，必须由宋国当朝宰相亲自前去。但老油条陈宜中失踪了，与元军接洽的事，就落在了新任左右丞相吴坚、文天祥的头上。
文天祥一行初至元营，还想以危言道义、据理辩驳迫使伯颜退军。其抗辞慷慨，元军上下都颇为惊动，见惯了奴颜卑膝的宋人，如此堂堂正正凛然不屈的实在太少了。故此伯颜也开始认真对待，未敢亲慢宋国。但国与国之间从来只管拳头大小，谁来论道理正不正，文天祥再大义凛然，也挽回不了赵宋亡国之势了。
说理无用，文天祥便直言责备伯颜不讲信义，并称：“北朝若有意保存本朝，请退兵至平江或嘉兴，再商议岁币犒军之事。如此，北朝可全兵而返，彼此有益。如北朝欲毁我宗庙，灭我国家，则淮、浙、闽、广等地尚在宋属，成败还未可知。如此，兵连祸结，胜负难料！”
伯颜自诩宽宏大量，并不计较文天祥的言语。理智人做聪明事，他不杀文天祥，但也不放他，干脆扣起来，每天废几斤粮食而已。便以“馆伴”为名，每日以兵严密看守，将他软禁于寓所当中。
……
张世杰、刘师勇等大将因朝廷不战而降，从杭州湾入海，愤然出走。
张镝也在一日后听闻了大宋投降之事，浑如晴天霹雳，这一番辛苦勤王顿时化作泡影。傍晚，朝廷派信使往各处义兵驻地传谕，令各勤王兵马和“生券军”都解散回籍，三衙及各司在京禁兵则收起兵甲，不得擅自调动，等候元军入城整编。
这些日子以来，张镝、胡隶、袁镛在余杭门外每日谨守营地，练兵备战，满以为要背城一战，与鞑子血拼一场，谁料就这么轻易投降了，每个人都有一种一拳打在空气上的感觉，袁镛和张镝是出于士大夫不做虏臣的自尊，胡隶是出于不战而降的不甘心。眼下之际，唯有先离开临安再图进取，前路有些『迷』茫，但就算出海保守外岛，也比在中土受异族的统治强。三人商定先往浙东，借道昌国，与留守岱山的人马合兵之后再往流求。
有一片海外乐土作为最后的归宿，倒也能减少一点亡国之悲。尤其是袁镛部下的明州秀才兵，个个以经世致用、忠君爱国为准则，如今君已没了，国也亡了，实在让人愁肠百结，听闻要迁往海外孤岛，没人反对，只不过都以为是壮士一去不复返，有一种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的悲壮感在里头。
既然定意要退，事不宜迟，用过炊饭，忠胜军便连夜起营。从临安西北余杭门绕道西湖以东，过钱塘门、清波门，经方家峪，越玉皇山，打算就由西兴镇走陆路去往庆元。因为军队尚有五六千人，还有两三千战马，一时之间寻船不易，加之澉浦、海宁都已被元军占据，水路并不安全，还是陆路行军为妥。
正月二十日，急行一日终于到达西兴，距离临安稍远，基本可以安心一些了。此时元军三路合围还不是特别严密，一路竟未遇见什么阻碍。张、胡便下令停留休整，走了一夜着实累了，全军就地埋锅造饭，扯起简易营帐，士卒们找块地方就躺下睡觉。
得益于军马充裕，胡隶所部已拣练出两三百骑兵，看起来也还比较像样。大军停驻之时，便谴游骑四出，往方圆十余里范围哨探。
不久有哨骑来报，称南面往诸暨、浦江、婺州方向有大批人马走过的迹象，而且似乎才走过不久。
这消息引起张镝的重视，南面这一支人马虽然是往南去的，自己往东，并不会交错。但近在咫尺，不知是敌是友，必须警惕。于是令姚七、姚八兄弟带哨探队精锐数骑继续前追，尽量赶上『摸』清南面这支队伍的身份。同时令军中竖起营垒，营中将士轮班休息，严密布防。
过了一两个时辰，姚七、姚八尚未回报，看来南边的队伍走的比较急，正待再派骑兵前去接应，却又有哨骑奔来报讯。
这回是北边有情况，只见这哨骑气喘吁吁，急切回报道：“北面出现大股人马，约有数千，基本是骑兵，正往这边疾行赶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