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祥兴三年，大元至元十六年。
五月仲夏。
蒙元筹备着对日本的征伐，而这次征伐带有标志性的意味。
意味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启，宋元战争即将进入全面的战略反攻。
从德佑元年到祥兴三年，这五年的时间里，宋廷从海上漂泊直至濒临灭亡，又被张镝力挽狂澜而实现了中兴，期间经历了几次转折。
第一次重要转折点是崖山之战，消灭了两广一带的元军主力，使得流亡的朝廷终于有了立足之地，迁都中兴府，同时也令张镝名正言顺的获取了朝廷的军政权力。
第二次重要转折点是隆兴之战，这一战，元廷从北方七拼八凑而来的二十万南征大军被彻底打垮。大宋收复了两江与两浙的财赋重心，迫使元廷不得不选择议和，形成南北划江而治的态势。自江州以下东南半壁江山连成一片，大宋有了一个几千里纵深的稳定后方，终于不必担心亡国之危。
按照预期，创造第三次转折点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首先，宋元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德佑二年，元军攻取临安后实力达到鼎盛，南征大军号称五十万，实际也不少于三十万，南方数十万新附军望风归降，加上北方的蒙古军和各族仆从兵马，元军总兵力可达百万。但因漠北叛乱，伯颜率领南征主力北返，江南元军兵力拮据，不得不用大量的新附军，但总数也不过十几二十万人，战斗力更是直线下降。与中兴军的历次大战折损甚众，泉州之战、福州之战、加上两淮红巾之乱，把南方元军打的元气大伤，尤其雷州、崖山之战后，江西和两广势如破竹，元廷以名将张弘范为帅，急调北方兵马二十万南下，结果又在隆兴被杀的丢盔弃甲。百万大军经屡次大败，堪战者已不过七八十万，哪怕用大量汉军、高丽军、契丹军、女真军充数，实力也达不到原来的七成，并且半数都被牵制在北方草原上无止尽的的平叛战争中。
反观宋军，经由中兴军正军改编的侍卫亲军扩至十万，各地材勇改编的禁军不下三十万，加上梭标队、地方义勇，以及敌军中俘虏、投诚、起义而来的团练兵马，堪战者足有五十万之数，与元军相比已在同一个量级上。战斗力更是今非昔比，尤其长江水师和中兴水师两部水师力量五万多人占有绝对优势，单列出来的火炮部队和火器部队也所向披靡。即便是过去最为弱势的骑兵部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从五千到一万再到两万、三万，在实战中越打越精，越练越多。以武装商船开路，从北方走私战马的通道已然越开越大。只要有足够的马匹，吃苦耐劳的汉家儿郎也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骑兵。
其次，在经济实力上，宋元双方也发生了翻转，张镝不断的努力将战线往外推，从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最大可能的将战争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在国内轻徭薄赋、大兴水利，注重休养生息，两浙、两江素来都是鱼米之乡，闽粤亦有渔盐之利，又有中兴商社这样半官半民的强大经营组织，短短几年，南朝的经济不论粮食还是财赋都呈指数级增长。
反观北元，阿合马在时就以钞法洗劫民财，遍布全国的色目人敛财官员无节制的搜刮民脂民膏，巨量的财富不用来发展生产，全用于上层贵族穷奢极欲的挥霍中。加之穷兵黩武、无止尽的扩张，南北连年用兵，民不聊生，府库钱粮早就已经入不敷出，只得滥发无准备金的宝钞饮鸩止渴，民生日竭、财赋日颦，于是再发更多的宝钞补救，如此恶性循环。在重重压迫剥削下，每天都有活不下去的百姓揭竿而起，或者逃往南方，两边此消彼长。
再次，对于宋元两国各自的国内统治力上，更是天差地别。张镝治下的宋国用的是中兴社行之有效的牌甲制和三级兵制等一系列严密的组织形式，加上识字班和中兴公报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最主要的是一个相对公平合理并且稳定的社会环境，让民众形成很强的凝聚力。毫不夸张的说，如今的大宋，千万民众可以快速的转化为百万武装。
至于北元的统治力就不敢恭维了，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蒙古人占据了如此庞大的土地，但只能称得上征服，远远不能说是有效的统治。他们依靠征伐来威压四方，也用征伐来攫取财赋，更用征伐来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以战养战。但这终归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只有掠食者而没有生产者必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这样的征伐停止或者受阻，其内部的诸多矛盾立刻就凸显了出来。按照惯例，北元各地的统治班子往往由一个野蛮粗鲁而又目不识丁的蒙古人达鲁花赤，一个腐朽无能而又软骨头的汉人总管，一个贪婪无度却敛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