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郑玄的后事，刘琦没有再往战场而去，直接带着张宁、华佗、张机等人返回了长安。
说实话，哪一片战场都不需要他坐镇了。没有他在，所有的统帅及军师们皆可放手施为，而不用顾及他的想法。虽然他不论武力或智力都属于拔尖的存在，但他在便限制了手下的发挥与成长。
长安，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他去处理。
荀彧回到长安后来信说，刘表是一个好的权术家，却不是乱世当中的合格统治者。他一味地追求帝王平衡之术，将权利下放给下面许多人，让士族掌权又有抬头之势。比如刘璋，还有从荆州调来的蒯良蒯家。
荀彧也出生士家，自己手握大权，也不好说的太多。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既然刘琦认定曹操谋害了天子，那么国不可一日无君，长安的众臣工大贤都跳出来合谋“另立新君”之事了。
刘协一脉已然断绝，要立新君肯定得从刘氏旁支中去挑选。
而这个最合适的人选非刘琦莫属！
不论是血脉之亲疏，还是目前地位之显赫，亦或势力的强悍，刘琦都是不二人选。
论影响力，蔡邕、许靖、刘巴、刘表、刘璋等人要么当代大儒，要么当代名士，亦或是皇室宗亲，也或曾是一方诸候……
再加上刘琦的核心谋士荀彧、田丰等人。
这些人聚在一起议另立之事，总感觉有些怪。
但，谁又能说他们不是忠于汉室的呢？谁能说他们有谋反之心呢？
也许曾经还有许多人会抨击刘琦贬士扬商的举措，可这么多年下来谁获利更多呢？
还是有资本更多的士族们呢！
只不过社会形态从大肆兼并土地往资本聚积方向转变了而已。
谁还真嫌铜臭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是难道不是读书人说的？
刘琦称王后大幅提升了麾下各级官员的薪资及福利待遇，以避免贪贿之事。此举得到各级官员大力支持。一心办事，政绩考核好了，上面发放下来的福利远比以前圈得的土地收获更多。
士，不管在什么年代，什么社会制度下都排在其他阶层之上。因为士代表的权力。
刘琦治下的士族，依然是权力的掌控者，只是又与汉制有所不同。他们脱离了土地，转向了资本。还有对私兵的严格控制也让士族本份了许多，当然这跟《治安条例》的施行以及各城池中治安部队的强势也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新兴起来能壮大的士族，肯定是能够接受并支持刘琦改革并实施新政的。
比如太原王家、以郭缊为首的郭家，以田丰为首的田家，以荀彧为首的荀家旁支，以赵雷为首的赵家，以文聘为首的南阳文家等等。
刘琦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士族依然拥有无上的权力，但同时百姓却因为有了田地而活得富足。
良性循环，士族们更加富有了，当然也越来越支持刘琦了。基本上来说，就算刘协还活着，估计刘琦治下的上到士族，下到百姓也没人会记得他才是大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了。
刘备在闷头发展，只看到刘琦的曾打压士族，觉得刘琦的做法有悖祖制，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但曹操知道刘琦真正的厉害之处，他与刘琦来往更密切，接触更多，渗透的更彻底。
如果当年在南阳能赢得那场暗战，或许还能有一拼。可现在，没有人再说刘琦是错的。刘琦让士族更富有了，却也让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士族还是士族，却没有了土地和军队的控制权，没有人再可以轻易地哄抬物价，因为官家拥有盐铁马匹的绝对控制权，也是最大的粮仓。
其实曹操非常明白士族把控权力、金钱、粮食的危害。但他没有办法，也曾想象刘琦学习，可惜他选择的地方不允许他这么干。
所以他其实也挺苦闷，这仗打的，他都开始打地下死人的主意了。
没办法，战争就是烧钱的游戏。
建安七年（202年）九月，为了振奋各战区低迷的士气，曹操在程昱、董昭等人的捣鼓下假假帝之手称魏王，定都濮阳。
曹操封王称孤，大肆分封群臣，顿时让前线的士气一片大振。
虽然荀攸没有主动支持曹操称王，但也没有反对，他只是继续做好他谋臣的本分工作而己。
当然，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支持曹操称王的。一些老臣还是不愿意，但也没办法。衣带诏留下的阴影让他们不敢去与曹操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