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王大山对于这趟去北京的行程还是有些担心的。
作为一个曾经的过来人，他深知这个时代出远门的危险。80年代，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操蛋的时代。
说它美好，是因为人们还保持着一分淳朴，普通的老百姓乐于助人，热情大方，碰上遇到困难的人们总是热心的帮助。
说它操蛋呢，是因为社会在经过剧烈的变革之后，无数的底层市民意识到了金钱的重要性，于是，在人们看不见的角落里，为了金钱与欲望的满足，滋生出了无数令人无法想象的犯罪。
有些犯罪甚至明目张胆。
犯罪分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所顾忌。经过了十年的大运动，人们对暴力行为都怕了，对于犯罪不再仗义执言，而是唯唯诺诺，委曲求全，能躲则躲。
所以，王大山在上车之后，一直保持着警惕。
李援朝曾经在铁路上工作，它知道火车上的危险，虽然沉默寡言，但始终谨慎。许建国光棍一条，大大咧咧。只有李红军头一次出远门，倍感新奇，仿佛什么事情都能够让他惊讶，他也成了四人之中最无知者无畏的那个。
王大山静静的观察四周，车厢里并没有多少人，但这并不能让人安心。不说别的，沿途要经过那么多的车站，随便上来几个人，你就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有没有危险。
毕竟像什么老容门（小偷行当的江湖称谓）的飞轮子们（指在交通工具上行窃的团伙），老千门的下八将们（指用暴力手段达到目的江湖中人，通常他们也自称千门中人，但并不得到承认），谁也不会把我是坏人写在脸上。有时候，一个刀片就能让你的全部身家消失不见。
观察了一会儿，没看出什么问题，王大山松了一口气。
这时，列车员推着小推车过来卖零食，好奇的李红军买了一兜子的鸡蛋糕，看到有扑克，又买了一幅扑克，招呼大家打扑克。
王大山本不想打，毕竟，钱和粮票都在他胸前的小包里，他怕不注意的时候被小绺子给摸了。但李援朝不想打，他自认为在王大山和李红军里面是年纪是最大又是最熟悉铁路的，他有责任保证大家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
王大山不好驳了李红军的面子，许建国也跃跃欲试，只好与他俩打起了扑克。但现在流行的扑克都不能三个人玩，王大山只好教起了两人斗地主。
几个人你来我往，不一会儿许建国脸上就贴满了纸条子。别看李红军咋咋呼呼，但他聪明，学的快，技术一点也不像新手，只有许建国一个人输两家。
1980年奉天铁路局的火车，多是用东方红三型内燃机提供动力，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20公里。王大山四人坐的火车就是这款。虽然停站很多，但跑起来飞快，只用了了4个多小时，就从大白山开到了奉天。
火车在奉天站停靠26分钟，停靠时间相当的长。王大山看到火车已经进了站，就招呼其他三人下火车去透透气。
这个年代的火车里，形形色色的人充斥其中，有穿的确良的干部，有穿工作服的工人，还有穿制服的预备役，更多的是打着补丁的农民。
车厢里充斥的臭脚丫子味，活鸡活鸭的味，还有厕所渗出的屎尿味，总之就像各种味型的大乱斗，让人说不出的膈应。火车开着的时候还好，打开的车窗能把味道都吹出车厢，一旦停了下来，那简直就是人间炼狱，专门修炼你的嗅觉和灵魂。
李援朝不想下车，他想留下来看守行李。王大山也不劝他，就和另外两人下车了。
三人在车站上转悠，李红军一会儿跑到车头看看，一会儿跑到车尾看看，又咋咋呼呼的招呼王大山和许建国到餐车门口往里边看看。
就在这时，王大山看到一伙六七个汉子从餐车上车，这几个汉子发型不一，有平头的，有长发的，年龄也从十八九岁到三十多岁不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多，只有一个不大旅行包，甚至有人连旅行包都不带。有的旅行包里还发出哐哐哐的碰撞声。
就在一个汉子上车时，王大山看见他撩起的袖子中的手臂上有几个烟头烫出的烟疤，手腕的内侧还用蓝墨水纹着一个展翅欲飞的老鹰。
王大山觉得不对，也没有声张，等火车开了车，他悄悄的对三人说道：“刚才我看见有几个人上了餐车，不太像普通乘客，有点像鬼，你们小心点。”
“鬼”，是这时对车匪路霸的代称，有些看不起的意思。李援朝和许建国都明白，纷纷不动声色的向四周观察。只有李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