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部，拉开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
世上最危险的事，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却是原本的朋友突然翻脸，掉转了枪口对着你。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天开始，在共产党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蒋介石血洗了工人纠察队，血洗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涌向码头，涌向长江轮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南京也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跟武汉的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于是，国民党一分为二：国民党右派集结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集结在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的大旗下，拥戴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分庭抗礼。蒋介石和汪精卫各霸一方，加上北京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中国一时间有着三个政府，唱起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国志”。
面对着这三足鼎立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共产党人思忖着该怎么办。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1
武汉的气氛，全然不同于上海。
“赤色人物”们刚刚踏上武汉码头，便见到墙头到处贴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街上还贴着各式各样的声明、通电，痛骂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四月二十日的声明里，斥责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和共产党人恽代英、林伯渠、董必武等联名发表的《讨蒋通电》，咒责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由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出《讨蒋通电》，振臂高呼：“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在武汉，蒋介石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时间，报界称武汉为“赤都武汉”。从上海白色恐怖中逃脱出来的“赤色人物”，来到“赤都”，顿时扬眉吐气。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整半个月——四月二十七日，武昌第一小学变得热闹非凡。校长王觉新早早穿上笔挺的西装，站在校门口迎候贵客。
来的不是小学生，也不是小学教师，却是一大群“赤色人物”。陈独秀来了；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来了；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恽代英、蔡畅、苏兆征等也来了。此外，五辆黄包车鱼贯而来，车上坐着共产国际的三员“大将”和另外两个外国人。三员“大将”中一位是首席代表、四十岁的印度人罗易，他在两个多月前受斯大林的指派前来中国。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担任颇高的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一位是共产国际代表、四十三岁的俄国人鲍罗廷，前来中国。他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不论在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内，都享有很高的威信。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三十三岁的维经斯基，更是一位“中国通”。一九二三年四月，第一个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前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便是他。
在共产国际的三位正式代表之后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年方二十有六的俄国小伙子，名叫米夫。虽说年纪轻轻，却不可等闲视之。此人在二十四岁时，便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这所大学培训了大批中共干部，可以说是一所设立在莫斯科的中共党校。此次，米夫是以“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的身份，于一九二七年初来到中国。先是到上海，然后去广州，再来到武汉。
在第五辆黄包车上，坐着俄国人罗卓夫斯基，他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罗卓夫斯基是老资格的工运领袖。他原是苏俄工会负责人。一九二一年，当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便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他一直被选为总书记，直至一九三八年赤色职工国际解散。如此众多的共产党高层人物，汇聚在武汉一所小学里，干什么呢？
哦，主席台上高悬着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和留着小胡子的列宁的画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大会的主席，他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六年前，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极端秘密。那时，全国只有中共党员五十多人。六年后，中共党员猛增了一千倍，达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有八十多人。虽说规定对外保密——这不过是指不在报上报道。大会在“赤都”武汉仍是公开举行。主席台上，甚至还坐着国民党的代表徐谦、谭延辏б约八镏猩街�铀锟疲��鞘抢聪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