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却有两个，正因为这与众不同之处刚生下便得了个奶名“阿双”。父亲瞿世玮喜欢咬文嚼字，给他取名“瞿艭”，以纪念他头上那两个发旋。“艭”是冷僻的汉字，小船之意，与“舸”相对应，“舸”即大船，所谓“百舸争流”。他长大后，嫌“艭”字过分冷僻，于是自己改名为“瞿爽”、“瞿霜”，依然是“双”字音。不过“爽”、“霜”都与秋天紧相连，所谓“秋高气爽”，所谓“万类霜天竞自由”。他由此衍义，取了笔名“秋白”，亦即“霜”的含义。倘若不是这么细细考证，人们很难知道“秋白”竟出典于他头发的双旋！瞿秋白聪颖机敏，又擅长文笔。二十一岁至二十四岁在苏俄采访，写下大量报道，写出《赤都心史》等著作，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一九二三年初他回国之后，很快成了中共一支笔，成为中共中央三家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前锋》的主要撰稿人。一九二三年他出席中共“三大”，便主持起草了党纲。一九二四年出席国民党“一大”，又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瞿秋白在中共担任的职务，逐年上升：刚回国时，担任由中共主办的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一九二五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瞿秋白之所以被选中接替陈独秀，可能基于这两点原因：
第一，他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因此，能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当时首先是能否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
第二，他写过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明确表达了反对陈独秀的立场。共产国际否定了陈独秀，起用作为陈独秀的反对派的他，就不奇怪了。
就在七月二十一日鲍罗廷和瞿秋白回到武汉的第三日——七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派出的新的代表秘密抵达武汉。当天夜里，新任代表便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政治局常委们通宵长谈紧接着，七月二十七日，原先的共产国际三位代表奉调回去。
鲍罗廷回去后的命运是很不幸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失败的责任，归结到他头上。因此斯大林拒见他。随后他被安排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工作。一九四九年鲍罗廷被捕，据说是有“特务”嫌疑。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六十七岁的他，惨死于流放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直至斯大林死后，一九五六年苏共才为他恢复了名誉。
罗易回去后，由于参加反对派活动，于一九二九年被印度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开除。他从苏联返回祖国印度。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病逝。
三人之中唯有维经斯基还算不错，未遭厄运，先后从事农业、工会、教育工作，做了教授，一九五三年病逝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新代表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他与瞿秋白等中共新政治局常委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在中共贯彻新的指令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1
八月的武汉三镇，热得如同火炉，即使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全身的皮肤也会像漏网了似的，汗水不住地汩汩而出。就连树上的知了，也懒得叫唤。在汉口的俄租界，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二十九个中国人却不顾蒸笼般的闷热，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侧耳倾听着一个俄国人的长篇讲话。大约是因为骤然增加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屋里的方凳、圆凳、长板凳相杂，显然是临时从别的房间里搬过来的。
那个讲话的俄国人，皮肤格外白净，二十九岁。他便是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他自我介绍说名叫“尼古拉”。据会议的出席者郑超麟回忆，“在文件中也就用他名字英文开头字母‘N’作为他的代称”《郑超麟回忆录》，第一百五十页，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六年版。其实，他的本名叫维萨里昂·罗明纳兹，一八九七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一九一七年加入俄共（布）。一九二六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奉共产国际紧急指派，他千里迢迢、星夜兼程，赶到“火炉”武汉，接替罗易、鲍罗廷和维经斯基。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这“全权”两字，表明他身份非同小可。
罗明纳兹的两侧坐着另两个外国人，是和他一起抵达武汉的。
他的一侧是一个德国小伙子，二十五岁，名叫纽曼。纽曼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二十三岁时出任德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虽说年纪轻轻，却有着“暴动专家”之誉。因为他二十来岁时，曾成功地领导过德国工人暴动。据云，派这位“暴动专家”前来中国，是考虑到中共正需要组织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罗明纳兹的另一侧，是一位俄国女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