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 1
上海天蟾舞台，坐落在最繁华的市中心，是个热闹的地方。看戏的、演戏的，终日进进出出。一位四十二岁的“老板”，租下了紧挨天蟾舞台的两间房。看来，这位“老板”手里很有钱——他的“太太”是那样年轻，只有二十岁。那年月，“老夫少妻”是有钱的象征。“老板”是做湖南土布土纱的生意，挂起“福兴字庄”的招牌。然而，外人莫知，每当夜深人静，这对“夫妻”却分床而眠这位手头阔绰的“老板”，便是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中共地下党员。一九一八年八月，他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老板”身份，在这人头攒动的地方，为中共中央机关建立秘密机关。那位“太太”，是奉中共组织之命为他做掩护工作的，并非真是他的妻子。“太太”叫朱端绶，也是长沙人。虽说她比“老板”小二十二岁，入党却比他早两年——一九二五年入党。这对假夫妻主持的秘密机关，是当年中共最重要的机关。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曾这样忆及：
开会的地方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引者注）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一九二七年冬或一九二八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后来弄假成真，他俩结为夫妇，历经风雨而情深意切，直至一九七三年熊瑾玎去世，长达四十五个春秋）住守（熊瑾玎任中央会计）。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接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冬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路过上海时，小平和我去看过那个老地方，那时房间结构和形式如旧，里面设了一个卫生站。
来自莫斯科的秘密文件，通过地下交通线，传到了上海这个秘密机关。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人物罗亦农。他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得票数仅比瞿秋白少一票。罗亦农是湖南湘潭县人。一九二○年，他才十八岁，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苏俄学习了五年，回国后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并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此后又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之后，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虽说也非常年轻，却比瞿秋白冷静。正因为这样，在“暴动热”之中，作为中共长江局书记的他却阻止进行武汉暴动，明确指出：“目前绝非继续暴动时期。”据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罗西北曾为全国政协委员，笔者于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在北京采访了他。告诉笔者，罗亦农是在上海被叛徒何芝华出卖的。当时，蒋介石悬赏五万
大洋，捉拿“匪首”罗亦农。在上海法租界“坐机关”的何芝华看中了这笔巨赏，打算用这笔赏金出国，便出卖了罗亦农。这样，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罗亦农在上海被捕。六天之后，他就死于刑场，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罗亦农本是中共很有作为的年轻领袖，很可惜英年早逝。他的遗孀李文宜后来随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一起赴苏。就在罗亦农就义后一个星期——四月二十八日，中共政治局的三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周恩来，以及邓中夏、项英聚集在上海天蟾舞台后的小屋里。他们逐字逐句地研读着由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共同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他们立即认识到，莫斯科的指令批评了罗明纳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从现存的中共中央第十二次政治局会议记录上，可以见到这样的
反响：“国际决议显然同（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有几点不同！”“国际决议”指出：“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眼下，中共应“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 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地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乡暴动。这就是说，那一系列头脑发热的暴动计划，应紧急刹车！瞿秋白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天之后——四月三十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议决案的通告》，表示：“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内，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作了这样的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