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参加了“锡社”，并成为“锡社”苏州支部的负责人。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国民党。这年五月，正患肺病的他，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他已是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
这年七月，他负责编辑《无锡评论》。陆定一也是编辑部的成员。
这年九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这所大学原名“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本来很不起眼。一九二二年十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国共合作办校，大批共产党人在该校执教。一九二三年四月，中共党员邓中夏出任该校校务长，掌握了实权，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等中共党员担任教员。这样，上海大学成了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该校建有中共组织。博古入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
翌年十月，十九岁的博古突然被淞沪警察厅逮捕。只是查不到什么证据，第二天获释。不久，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学习。于是，博古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米夫的学生，成了王明的同学，成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在莫斯科的四年留学生涯，为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打下了基础。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他面前。她原名刘琴仙。参加革命后，她嫌这名字不够“革命”，取其谐音，改为刘群先，“群众先锋”之意。她是博古的同乡，无锡的女工。她的出身颇苦，从小死了父母，做童工维持生活。她先是织发网，后来成为纺织工人，投身工人运动，以至成为“群众先锋”——女工领袖。于是，她作为中国工会代表之一，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刘群先不懂俄语，中共党组织指派了一名留学生，充当她的翻译。这位留学生，正是博古。异国遇同乡，他俩用无锡话交谈，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一见如故。就这样，他们深深相爱了。一九三○年五月，博古回国不久，就和刘群先结为伉俪。那时，刘群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翌年，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于历史的机缘，他成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不可能上台；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过“共同战斗”的友谊，王明也就不会视他为心腹，不会把夺得的中共中央大权交给这位无锡小伙子。博古只在上海大学学习了一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四年，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样“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出于王明小宗派的需要，才被推上了中共新领袖的地位。政党的成熟，首先要有成熟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才“十岁”，还是一个幼年的党。纵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史”，可以看到，自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陈独秀“不视事”起，至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博古上台，频繁地在更换领袖，简直像走马灯一般：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在这中间，曾经一度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的还有周恩来、蔡和森和李维汉。另外，曾经角逐中共领袖而未能如愿的有罗章龙和卢福坦。
历史在沉思，历史在选择。领袖是政党的旗帜，领袖是政党的舵手。列宁曾如此说过：“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百五十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频繁更换着的中共领袖，缺乏威信、缺乏影响、缺乏经验，因而也就无法稳定。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中国，风急浪高，错综复杂，把好中共之舵并非易事。何况，舵手还需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令。当博古上台掌舵之时，他的前任已使中共经历了一右二“左”的曲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握别博古之际，作过如此嘱咐：“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博古有个绰号曰“黑面木偶”，含义是双重的：不光是他身材瘦长而动作僵硬的形象如同木偶，还因为他受着坐镇莫斯科的米夫和王明的“遥控”，幕后牵线。自身缺乏经验，又得听命于“遥控”，博古这位新“舵手”的命运可想而知。历史是一面筛子，正在筛选着，筛选着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历史老人并未独钟毛泽东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那位在八七会议上，说了一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醒世名言之后的毛泽东，从此便在中共中央消失了。此后在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