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希望彭德怀率红五军前往瑞金会师。
就这样，四月一日，两军会师于江西瑞金，毛泽东和彭德怀“第二次握手”！他们从一月十四日分手，不过两个半月，两军都经历了千难万险，感慨万分。彭德怀回忆和毛泽东、朱德见面时的情景：“午饭时，我和朱军长、毛党代表一起吃午饭。那时的午饭，各自用洗脸毛巾包一碗饭，到休息时就地吃，也没有什么菜，吃冷饭，喝冷水。”②《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二十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见面时，毛泽东向彭德怀表示了歉意：“毛党代表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②就在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商议未来大计之际，四月三日，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送来的一封长信，掀起一番不小的风波。
那是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发出的指示信，信是写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德。信的开头写道：“自六次大会新中央回国工作半年来几次派人通信给你们，始终未能得你们回信，莫不胜焦念。只是赣西特委在前两月曾来一信说你们给中央来了一个报告为他们遗失了，而中央给你们信托他们转的也同遭遗失”这表明信是中共“六大”产生的“新中央”写来的，而且是半年来第一次能够送到毛泽东、朱德手中的指示信。这封信，史称“二月来信”。来自上海的指示信提出，“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信中作了具体的规定：“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击。”这些来自上海的指令，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他当时很久未收到红军报告，不知具体情况。根据毛泽东这一年半以来实际斗争的经验，这样的分散兵力是绝不许可的，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这些代表中共中央下达的指示，简直是在乱弹琴！“二月来信”中还有一段，是要朱、毛离开红军，以减小目标。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会有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面对这样的中央来信，毛泽东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言：“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那时，毛泽东所说的是那“喝米汤的”湖南省委瞎指挥；如今，中共新中央仍在那里乱发号令。
毛泽东只得据理申辩，于四月五日代表前委致函中共中央。
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头，就不客气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
了。”
毛泽东写道：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②《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毛泽东强调，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是成功的经验。至于要朱、毛脱离红军，毛泽东是这样答复的：
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龙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②与此同时，彭德怀也给中共中央写信。信是四月四日写的，这是他头一回给中共中央写信。写毕，他把信的原稿交给毛泽东，抄件交给地下交通员带往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