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民国日报》报道，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西上，代理总司令职权指挥南昌武汉两行营，处理湘鄂赣闽四省剿共事宜，藉以统一指挥，而专责成，以冀最短期间，将四省共匪肃清”。四十一岁的何应钦，虽然出生于贵州义兴，但祖籍江西。他跟蒋介石有着颇深的交情：一九○八年，十八岁的何应钦赴日本留学，在振武学堂结识比他大三岁、来自浙江奉化的小伙子。那小伙子便是蒋介石。同窗之谊，使蒋何之间变得亲密。
何应钦回国后，在黔军中任团长、旅长以至成为黔军总参谋长。由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突然遭刺，他失去靠山，离黔出亡，到广州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谋。当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任战术少将总教官兼黄埔军校教育长，从此蒋何携手。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出任海陆空军总司令时，何应钦出任海陆空军司令部总参谋长。翌年，何应钦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蒋介石派出了何应钦这么一位军界大员坐镇南昌指挥，表明了他对此番再度“围剿”的重视。蒋介石反省上次“围剿”之败，败在“长驱直入”，入了毛泽东布下的“口袋”。这一回，他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改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
何应钦调集了二十个师又三个旅，兵力二十万，比第一次“围剿”增加了一倍，即毛泽东的词中所谓“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这时红军的总兵力为三万五千人，只及国民党军队的六分之一。蒋介石发表演说，他紧握拳头，大声宣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面对六倍于己的敌军，该怎么办？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可是，面对“二十万军重入赣”，他却提出了错误的意见。他主张转移，主张“跑”，把红军开到四川去。他引述斯大林的话来作为依据：“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项英见过斯大林。当他对没有见过斯大林，连苏联都没有去过的毛泽东说出这番话来时，心中充满着一种自豪感、优越感。也有许多人主张“分兵退敌”，以为红军分散游击，可以分散敌军的目标。毛泽东力排众议，依然坚持“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的战略。毛泽东分析敌情，指出这二十万“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不必过分惊慌。他主张“拣弱的打”。经过前后一个半月四次会议的反复讨论，毛泽东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新派来的“三人团”的认可。何应钦指挥着二十万大军，“齐头并进，稳扎稳打”。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连营七百里，徐徐朝南推进。到了四月下旬，已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一线。直至此时，何应钦仍不知红军主力何在。
毛泽东是一位军事奇才，是一位“无师自通”的将才。他约了彭德怀，在东固一带的群山之中钻来钻去，一边摘吃山上的刺梅，一边察看地形，最后看中了东固这块地方。
东固在上回“捉了张辉瓒”的龙冈之北，地形很有点像井冈山，只是没有井冈山那么高罢了。东固群山环抱，北有东固岭、钟鼓山，东南有名为“狐狸十八歇”的大山，南有大乌山、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有九寸岭，群山之间，只有五条羊肠小道，类似于井冈山那五大哨口。这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自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起，毛泽东就把三万红军主力调入东固，派兵严守各山口。三万大军在这深山之中悄然待命，伺机而动。这时，东固的西、北、南三面皆有蒋军，而且挨得很近：西有王金钰部队，驻扎在富田陂下一带，离东固不过四十华里；北面有郭华宗部队，驻扎水南、白沙，离东固只有七十里；南面有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占领了兴国县城。毛泽东所下的是一步险棋。一旦消息走漏，三军夹击，那就天机尽泄，陷入包围圈之中。项英挖苦毛泽东，说他“钻牛角”。毛泽东坦然答曰：“我们就要钻这个‘牛角’！”毛泽东看中东固，除了那里群山环立、地形极为有利，还在于中共在东固有很深的根基，那里曾被誉为赣西南“群众斗争最红的地方”。三万大军进山，那里的妇女、孩子都帮助放哨，查“路条”。家家户户借粮给红军。不过，东固原本只有万把人。陡然增加了三万青壮年，粮食顿时紧张，蔬菜也不够供应。于是，红军从每日三餐改为每天两顿，纷纷上山挖竹笋、下田逮泥鳅、入河摸螺蛳，权且当菜。
何应钦和毛泽东，两位主帅都在摸对方的底：何应钦觉得好生奇怪，怎么一路“稳扎稳打”，从未遇上有力的抵抗，不见红军主力的踪影？毛泽东坐在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