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动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动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又遭“批判”
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忙碌的，可是他的心境并不舒畅，因为他在党内刚刚蒙受了一次“高强度”的批判。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九三一年五月，项英被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毛泽东担任。可是，在全苏“一大”前夕，却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担任。正因为这样，全苏“一大”由项英主持，任主席团主席。至于毛泽东后来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全然由于他在红军、在苏区那广泛的影响，由于他领导三次反“围剿”连连取胜而赢得的声望。关于项英重新取代毛泽东的原因，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对此说得颇为坦率：三中全会（指六届三中全会——引者注）结束后，中央派项英同志来到苏区。项英对立三路线进行调和，认为李立三不是路线错误而是策略错误。四中全会后，王明统治了党中央，派任弼时等同志来江西，对项英同志进行打击。于是，项英就被王明路线俘虏了。苏区中央局形式上是项英同志掌权，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任弼时同志手里，由王稼祥同志出主意，顾作霖同志打先锋。毛泽东同志对任弼时同志曾说过一句幽默的话：“任弼时同志说我是‘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后就发奋读书了。”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在战场上大胜蒋介石的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蒙受了沉重的一击。那是在“提灯游行”前夕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六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中央“三人团”主持。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路线。
王明在一九三一年初上台，到了这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更进一步控制了中共中央。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长达一万两千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被称为“九月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指共产国际——引者注）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王明最初是想拉拢毛泽东的。但他很快发觉，毛泽东有一整套自己的路线和见解，决不是拉拢就能拉过来的人。何况随着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日益显得重要，在天平上的分量要超过王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王明急欲紧紧控制中央苏区的领导权。不早不晚，红军从公秉藩手中夺来的那台一百瓦特收发报机，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电台接通了联系。那天深夜，值班员刘寅首先听到上海秘密电台的信号，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刘寅马上报告曾三（后来成为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拟了个密码电报发过去，上海秘密电台收到了——这成为中央苏区和中共中央之间第一次无线电通报。
曾三是从上海派来的，原来在中共中央上海秘密电台工作。那个秘密电台，是周恩来花了大气力建立的。周恩来派出中共党员李强、张沈川改名换姓，到上海无线电学校学得了收发报技术，于一九二九年冬在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建立了秘密电台，跟香港的中共地下电台发生联系。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海秘密电台的伍云甫、涂作潮、曾三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只是中央苏区没有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仍无法与上海联系。直至在东固歼灭公秉藩师，缴获了那台企盼已久的大功率收发报机，这才终于架起了“瑞金—上海”无线电之桥。
毛泽东曾向无线电台报务员们的出色工作表示热烈的祝贺。可是，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空中捷径，却给王明提供了莫大方便——这下子，他可以用无线电报，直接、迅速地对中央苏区实行“遥控”。这正是王明当时求之不得的！这时候的王明，正准备去苏联。他在十月十八日动身前，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硬要把他那王明路线强加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在战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