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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瑞金浮沉经周恩来力争 毛泽东恢复总政委要职
就在毛泽东东征节节胜利的日子里，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却正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一篇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权威性文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三十七、第三十八期合刊上发表。这是一篇社论，题目很长，也很“鲜明”，即《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此文写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发表于同年四月二十五日。
作者何人？署名“洛甫”。“洛甫”，也就是张闻天，中共中央的一支笔。当时的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着“左”的高调。人毕竟是人，不是神。张闻天走过曲折的路，全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赞许的是，一九九○年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全文收入了那篇社论的原文，毫不躲躲闪闪，文过饰非。文末，编者还为此文加了一段说明：
这是张闻天三十年代“左”倾错误的另一篇主要文章，一九四五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此文是继续和发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观点的文件之一。张闻天本人整风中对此文也作过检讨。这篇文章的主要错误在于根据共产国际对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系统地论述了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纲领。《张闻天文集》，第一卷，第二百七十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张闻天写的社论，这样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
很明显，中央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于反对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一句话，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
张闻天此文，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也点名批评了“中央职工部的仲篪同志”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观点”。“仲篪”是谁？刘少奇也。
紧接着，五月二十日，通过发报机电键的嗒嗒声，从上海传来中共临时中央一份长长的指示电。译报员译出电文时，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因为这份电报，点了毛泽东的名。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指出，“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是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这份电报，最清楚地表明了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泽东不转变立场，站到王明“左”倾路线这边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予以解决！正在“随军行动”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中共临时中央的这份电报。他仍忙于指挥作战，只是深感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诸多不便。五月二十九日，正在闽南的红一军团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千里回师赣南。原因是得知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意欲进犯赣南。红一军团回师之后，也就不再成为“东路军”了。六月十七日，周恩来在汀州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作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牵涉到一个敏感的问题：谁任总政委？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为朱德，总政委为毛泽东。这次恢复建制，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照理，应当也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朱毛红军”名震中国，便是因为朱是总司令，毛是总政委。可是，中共临时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