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不能接受的。经过一番论战，如《简报》所记录：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既然会议已最后“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怎么又“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呢？那是毛泽东面对会议的决议表态了：既然苏区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他的总政委之职，他很难在前方“助理”。于是，他提出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就这样，宁都会议以后方首脑的大胜利降下了帷幕。就这样，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一手抚育红军壮大、成功地指挥了三次反“围剿”的毛泽东，痛苦地被剥夺了军权，默默地回到曾栋材家的黄泥草屋。周恩来赶往草屋，看望毛泽东，安慰毛泽东。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就这样，十月十日，周恩来在一份电报中写道：“泽东同志因病请假回后方。”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十月十二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通令，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只是采用了婉转的“外交辞令”，写成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写成了“暂回”后方：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主席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怀
经过“粉饰”的通令，看上去毛泽东属“正常工作调动”。十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最后的署名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在计划上注了一句：“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这样，前方的电报由“周、毛、朱、王”，变为“周、朱、王”。至此，围绕毛泽东的一场格斗，该算是结束了。然而，那“余波”仍在前、后方首脑之间激荡。十一月十二日，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认为“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过去的迁就和平状态。”他们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周恩来呢，他也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见：“我承认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周恩来反驳了后方中央局关于他“调和”的批评，他指出：“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周恩来还写道：“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这表明，调毛泽东回后方，是后方首脑们在会上提出，事先并未征求过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研究了双方发来的电报，意识到如果听任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这样批评周恩来，势必会使中央苏区领导层造成大分裂，于是复电明确支持周恩来，表示指责周恩来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前后方领导加强团结是目前最重要的。这么一来，后方中央局那咄咄逼人的气焰，才算收敛了。
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还为毛泽东重回前方留好余地。周恩来写道：去探望毛泽东时，“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说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周恩来还为毛泽东解释，“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难得的“帅才”。他为毛泽东留好伏笔，以便在适当时机，以毛泽东“病愈”为理由恢复他的军职周恩来在毛泽东危难之际周详地维护了毛泽东，这为毛周后来四十多年的亲密合作奠定了基础——虽说在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致被一些不知真情的人说成是“周恩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