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地，消息走漏了出去，一千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有十几个小青年。幸亏卓雄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趁着夜色如黛，趁着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这一回，卓雄带着小分队正在福建汀州，忽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带着队伍到汀州东南的河田镇去。卓雄来到河田“奉星社”，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要处长来了，交给他一张邓发亲笔写的条子，知道有紧急任务。机要处长具体交代了任务：“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来了，这东西不能抬，也不能背，你要把它安全地搞回来，深入苏区后有大部队来接你们。”这近乎“黑话”的话，出于保密，只能说到这等地步。于是，卓雄带着小分队在夜里紧急出发。每人腰间都捆了一袋盐，因为当时被国民党封锁，食盐成了奇货。他们昼伏夜行，专拣山野上荒僻的“野鸡路”行军。好在全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跳跳蹦蹦就过去了。他们经闽西的才溪、上杭、永定，朝广东大埔进发。他们路过“奉星社”的每一个交通站时，都不住在站内，而是住在野外。“奉星社”的人，给他们送来吃的。只有卓雄知道“奉星社”的交通站在哪里，谁是交通员。站与站之间、交通员与交通员之间，没有横的联系。这是一条极端机密的交通线。不是重要人物，不走这条线在上海，中共特科派出的护送人员，据卓雄回忆，名叫陈泮年，胖胖的。半夜时分，李德带着几百美元、一只手提箱，和陈泮年、何群先一起，上了一艘英国海轮。一路顺风，李德装扮成考古学家，据说要前往广东考古。何群先则装成他的妻子。在汕头下了船，如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回忆的那样：“我们一起乘车向内地行驶，到了附近的县城潮安，潮安的那一边就是‘禁区’了。我们步行离开城市，向韩江河畔走去，还没到达河畔，突然被一个国民党哨兵截住。一名军官检查我的护照，检查了好久，最后还是让我们走了。王（汕头的地下联络员——引者注）对军官说，我是考古学家，想参观附近的一座古代寺庙。以后没有再遇到其他意外情况，我们到达了韩江。另一个联络员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
李德接着描述了他的艰难的旅行：
王匆匆与我告别，我的新同伴把我引到一只船上，船系在岸边，有倒垂的灌木覆盖。我爬进狭窄的船舱，在这里我平躺了几乎二天二夜，不敢出声。将近傍晚，船终于开动了。晚上，这只小船同其他许多小船一起由一只轮船拖着，向上游驶去。沿途停了多次，在我的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我的下面是流水声。第三天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板，船夫们拖着小船，在韩江的源流上缓缓前进。天黑以后，我们在一个村庄旁边偷偷地上了岸，潜入了一间偏僻的房子。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几个带着毛瑟枪的人，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红军战士那“几个带着毛瑟枪”的红军战士的领队，便是卓雄。他们会面的地方，是广东大埔，那里离闽西不远了，但仍是国民党统治区。
李德穿上紫红色长袍，胸前挂起十字章。何群先也换上长袍，用黑围巾包着头。他们装扮成神甫和修女。沿途，遇上盘查，就说“到汀州天主堂传教”。带着这么个“不能抬，也不能背”的东西前进，卓雄够吃力的。走的是“野鸡路”。翻山越岭时，用绑脚的带子扎在李德腰间，小青年们上拉下推，这才把他推上去。夜里行军，白天则躲在“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挤在里面睡觉。“奉星社”的交通站，供应红米、山芋、南瓜、苦菜。一连走了六七个夜晚，才算把“神甫”带到才溪，那里已是苏区了。邓发和谭震林带了一个机干团，专程前来迎接李德。这个机干团，由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组成。李德骑上了马。在机干团的护送下，李德经汀州朝瑞金进发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独立房子”的主人 1
李德的到来，使博古大大地忙碌了一番。在博古看来，李德不仅是红都瑞金的第一位外宾，而且是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要员”。为了给李德安排住所，博古花费了一番工夫。那时，由于特务告密，叶坪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五百公斤以至一千公斤的炸弹从天而下，原先设在那里的中央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于一九三三年四月迁往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沙洲坝。于是，沙洲坝成了中央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群集之处，虽说这里只是几个小村庄罢了——下肖（又称“夏肖”）、元太屋、老茶亭、白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