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军旗的设计稿。那国徽呈球形，上面交叉着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面则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国旗则是红色底子，加国徽于其上。
会议开了十多天。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原先由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则由张闻天担任。这样，也就是以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张闻天为政府总理。博古让张闻天担任总理，使毛泽东真正成了“加里宁”！在任命各人民委员（即部长）时，教育人民委员引起了众人瞩目。第一届的教育人民委员便是瞿秋白，但是他一直在上海，没有到任，由徐特立代理。这一次，又任命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为副职。毛泽东告诉人民委员们：瞿秋白不日到达瑞金！在宣布这一任命两天之后的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脸色苍白、憔悴的瞿秋白，穿了一身中式棉袄，出现在瑞金沙洲坝。他那般倦怠，不仅仅因为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奉命离开上海，经过漫长、艰辛的跋涉，才到达红都，而且还因为他又一次蒙受了打击，使他的心境怆然！
自从三年前的六届四中全会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之后，瞿秋白转到了文化战线，成为鲁迅的挚友和知己。瞿秋白曾四度避难于鲁迅家。瞿秋白以手中锋利的笔，写下了大量的新著。鲁迅写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句，表达他对瞿秋白的深情。瞿秋白蒙受新的沉重一击，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亦即瞿秋白。
决定指出：“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指出：“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决定还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这表明，王明、博古仍然要对他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刚到瑞金，肺病就纠缠着这位忧郁、苦闷的“才子型”红色领袖。三天两头发着高烧，而他每天只能吃到一钱盐！他正承受着政治和病魔的双重折磨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崽卖爷田心不痛！”1
江西的群山之中，只有在潇潇春雨浇洒之后，那红土下才会骤然钻出嫩嫩的笋尖。一九三四年初，尚是寒风呼号的时节，江西却冒出五千多座水泥钢骨的“冬笋”。蒋介石采用赛克特的建议，实行堡垒政策，这五千多座碉堡把中央苏区团团围住。用陈诚的话来说，他们建碉堡是给池塘筑坝，然后“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最早提出“碉堡政策”的是国民党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一九二九年，鲁涤平向蒋介石转达了金汉鼎的建议，未受蒋重视。后来，戴岳写了《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戴岳：《我对蒋介石建议碉堡政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卷，第四十五辑。，又一次提出“碉堡政策”。后来担任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课长的柳维坦也向蒋介石鼓吹“碉堡政策”。赛克特肯定了“碉堡政策”，蒋介石便下令实行。于是，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圩寨等，一时在江西“遍地开花”。
蒋介石在消灭了十九路军之后，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调集四路大军，一边筑碉堡，一边徐徐紧缩包围圈：东路军，蒋鼎文为总司令，由闽北向闽西推进。
北路军，主力，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由北线向赣南推进，正面进攻中央苏区。西路军，何键为总司令，由湖南向西推进。南路军，陈济棠为总司令，由广东朝北推进。
前方吃紧，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此时的李德，已经独揽红军指挥大权，由顾问而成为统帅。他的翻译伍修权如此回忆当年情景：“我们当时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行”“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李德来到“独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个“雅号”，曰“图上指挥家”。他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