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堂为会议室，有一对联：“云拥如来此地无殊天竺地，石磨直性几人直步卖花人。”开头两字合起来即“云石”。
毛泽东跟“乐能”和尚聊天，知道他本名“骆能和”。此寺闻名于方圆数十里，只是山沟沟里农民赤贫，寺里的香火不盛，和尚们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见毛泽东这样的“大官”住进寺里，伙食竟跟他们相差无几，不由得感叹万分。
古寺幽雅，芳草满院。寺后，有一棵大樟树，树粗叶茂，树下有两只青石圆凳。毛泽东常坐在青石凳上读书。有时，贺子珍带着三岁的小毛跟他在树下对坐。
八月下旬，张闻天结束了在闽赣省的巡视工作，搬入云山古寺，独自住在侧屋。空闲时，那大樟树下的两只青石圆凳，成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对坐之处。这样极其偶然的机会，使毛泽东和张闻天朝夕相处，彼此间的坚冰消融，日益亲近起来。
毛泽东和张闻天，一个出自山沟沟，一个曾留日、留美、留苏，阅历、文化结构多有不同，虽说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总理”，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尤其是张闻天作为王明、博古的“坚定的战友”，曾几度批判过毛泽东，批判过“罗明路线”，批判过邓、毛、谢、古，何况让他当“总理”，就是为了从毛泽东手中夺得政府实权。两人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此时却奇妙地走在一条道上。
那是张闻天向毛泽东靠拢。
最初，他俩只是谈政府工作。渐渐地，谈起了两人都喜爱的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张闻天则在二十四岁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
四周围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这时正是下午二点钟光景，天气非常和暖，淡蓝的天空中航着朱红的太阳，远在北方的山顶上，我们可以看见几片白云，懒懒躺着张闻天：《旅途》，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五年版。
《旅途》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是与叶圣陶、冰心、王统照、落华生、老舍、顾一樵的小说并列的。
张闻天跟毛泽东谈论文学，话就多了。谈着，谈着，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倾诉了对博古的不满。张闻天跟博古，原是“铁哥们”。可是，他继王稼祥之后，跟博古之间也产生裂痕，这裂痕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张闻天本人是这样叙述的：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一九○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张闻天又曾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引者注）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②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的笔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闻天面对着毛泽东，“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大抵张闻天跟博古相知相处很久的缘故，他最知博古的特点。他这样谈及博古的“左”：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②怪不得博古动不动就给毛泽东扣上右倾的帽子！其中的奥秘，原来如此——是博古的“拿手好戏”！那小山上的古寺，那大樟树下的两只青石凳，为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交心”提供了良机。博古把张闻天派到政府中去，原是想“一箭双雕”，不料这“双雕”却联合起来，共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