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少荃”），他风闻红军欲取遵义，早已携眷逃之夭夭。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向来负责安排首长的住处。每到一地，他总是先把可供住宿的地方作一番巡视，然后按首长地位的高低，相应地分配房子。长征以来，宿营地最好的房子向来安排给李德，而毛泽东总是住很差的房子。到了黎平，周恩来被安排住入最好的房子，毛泽东的住房也不错。在猴场，毛泽东住的房子最有气派。这一回，邓发领着毛泽东来到古寺巷，让他睡那张黄铜大床。显而易见，这是最好的住宿待遇。毛泽东素来爱干净，一路长征，他不睡老百姓家的床，每到一地，他要警卫员借门板，他要睡在门板上。这一回破例，他没有任何犹豫，就睡在那张富丽堂皇的黄铜大床上了。
毛泽东未进遵义，就已关照邓发，在遵义他要跟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邓发遵命，把张、王都安排在易宅楼上如今易宅已辟为纪念馆，张闻天的住室布置在楼下。据该馆工作人员告知，张当时是与毛、王一起住在楼上。他们讲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理由，即毛、张、王三人倘有一人住楼下，则势必是王，因为王腹伤未愈，进出要坐担架，住楼下更方便。然而，史料表明，王住楼上，张亦住楼上。，而楼下则住着他们三人的随行人员——秘书、警卫员、卫生员、炊事员。
长征开始之后，李德就发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常在一起，先是称他们“三人核心”，后来干脆攻击他们是“新的三人团”以至“地下三人团”。此时，毛泽东完全不必置理李德的风言风语，跟张、王同住一楼，以便于共商大事——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最重要、最著名的会议之一，是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以来最为重要的会议。关于遵义会议的由来，周恩来在一九四三年是这么说的：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山界一直争论到黎平（周恩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遵义会议的主题，也就是毛泽东最初提出的“讨论失败问题”。在陈云的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的一份手稿中，说得也很明白：
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同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陈云这份手稿写于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的时候，清楚地提及了“毛、张、王”，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相提并论。“毛、张、王”又是怎样酝酿召开遵义会议的呢？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写及长征时王稼祥和毛泽东同在担架队里的情形：
当时稼祥同志曾为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和李德发生过多次争执，他忧虑地对主席说，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后来，他干脆地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毛主席听了稼祥同志的话，十分赞同，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些担心，回说：“能行吗？我们人少。”稼祥同志又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主席高兴地说：“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稼祥同志答应了。
长征的路上，条件是极其恶劣的，稼祥同志不顾自己的伤情，先找到了张闻天同志，向他谈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稼祥同志说，到遵义城需要开一个会，总结一条党的军事路线。正巧，闻天同志也考虑了这个问题，他表示同意。当然，周恩来同志也同意了。接着，稼祥同志还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朱仲丽：《“关键一票”的由来》，《革命史资料》，一九八○年第一期。伍修权也如此说：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王稼祥同志第一个促成了会议的召开，张闻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伍修权：《我的历程》，第八十一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在“毛、张、王”之中，王稼祥谈及和毛泽东同在担架队的情形：
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志同志的决心。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张、王”中的张闻天，在忆及瑞金云山古寺那次与毛泽东的长谈后，说道：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