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之外，好几位会议的出席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也随手记录。内中，博古便是一个，因为博古平时开会有着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记录的习惯，何况在遵义会议上他受到尖锐的批判，也就随手记下了别人的发言。笔者在采访博古亲属时，他们说及博古的笔记本曾保存在亲属手中。在“文革”中，他们作为博古亲属受到猛烈的冲击，就把笔记本烧掉了。从此，已经保存了三十多年的珍贵的博古所记遵义会议记录，化为灰烬，失去了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所幸，陈云的手稿得以保存，内中的一句话，解开了关于出席者的历史之谜：
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根据这一句话，就可以准确地考证出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名单。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二人，其中王明、项英、张国焘、任弼时、康生五人不在遵义；顾作霖已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因心脏剧痛、吐血不止，病逝于瑞金，终年仅二十六岁。剩下的六人，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即：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古）中共中央负总责，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其中关向应不在遵义，因此出席遵义会议的是四人，即：
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陈云手稿中提及的“林、聂、彭、杨”，即：
林彪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陈云手稿中还提及“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即：
李卓然五军团政治委员。
李富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员。
以上共十七人。此外，还有两人列席会议：
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翻译。
这样，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名单增至十九人。
在这十九人之外，还有一位出席者，即邓小平。
本书作者在遵义及贵阳，查找有关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的资料。最早见诸报刊的，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贵州日报》，第三版以头条地位刊载了萧明的通讯《邓小平同志在遵义》，一开头就写道：本月三日（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引者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非比寻常。遵义会议纪念馆里的工作人员，很久以来就盼望着能接待一次参加过遵义会议的客人。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邓小平、李井泉、杨尚昆等同志来参观纪念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邓小平和杨尚昆同志，对这座阔别二十多年，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楼房，记忆犹新。一走进纪念馆的大门，杨尚昆同志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走进陈列室，杨尚昆同志告诉纪念馆的负责人孔（宪）全同志：“这里是当时的作战室。”穿过陈列室，踏上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邓小平同志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的摆设样子，使他立刻想到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在狭窄的职走廊上，邓小平同志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此文后来又稍作补充，刊载于贵州一九五八年第十二期《山花》文学月刊，内容差不多。此后不久，周恩来证实邓小平出席过遵义会议，并在会上担任记录。关于
